一、“不确定性”引发教师的存在论危机 (一)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影响人的本体性安全感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全球化、信息化、消费文化等日益深入地影响到人们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首先要知道“我是谁”、“我将要成为谁”，才能清楚地认知、判定自己的价值定位和存在意义，最终做出恰当的实践行为。诚如吉登斯(Giddens，A.)所言，“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场景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核心的问题”。[1]作为社会机体中的一个分子，教师个体也不断遭遇着后现代性对自身生存方式与实践方式的现实冲击与影响，并直接导致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经历与体验着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的丧失过程。同时，随着新科技和媒体文化的广泛渗透，人们要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快速变化，也需要不断地调整甚至摆脱自己原来的行为习惯，因为“后现代时期的人们能否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取决于他们设法摆脱原先的习惯的速度，而不是迅速形成新的习惯”，[2]这一生活规则也直接挑战了教师的“本体性安全”。可见，在风险社会里，“不确定性”已然成为每一教师个体生存危机的深刻根源。 (二)教师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容易引起存在性焦虑 杜威(Dewey，J.)指出，实践活动有一个内在而不能排除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与它俱在的不确定性。[3]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需要教师对自己的实践过程作出智慧地选择和行动，但也极易造成教师自身的存在性焦虑。我们知道，教师的实践是一种“实践着的实践”，[4]是教师每天生活的现实世界。作为教师的一种专业生活方式，它时时刻刻地塑造或建构着教师的专业身份，也直接影响到教师自己的“生活质量”提升。“生活质量”的概念在根本上蕴含着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并“逐渐取代对自我保护和生存的关注”，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总是作为一种想象而存在，而且这种想象经常不断地在变化”。[5]在对教师日常生活的批判中发现，当前许多教师的日常教学实践都是以简单、线性的重复性思维来复制自己熟知的、理所当然的教学生活，存在着技术化、模式化、重复性操作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教师的教学生活逐渐失去反思、创造、批判的动力机制，并蜕变为一种在工具理性宰制下的操作性实践。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的主体性发挥，但却让教师内心感觉到踏实、安全。可见，在日常教学实践中为了寻求一种确定性和安全感，教师习惯于被告知应该要做些什么和怎么做的“规准”；对忠实执行教学内容和固定教学程序的眷念，以及对标准答案的追逐，也是基于教育实践本身“这种‘不确定性’的焦虑所派生出来的教师的心性与行动”。[6] (三)外在的教育变革力量造成教师实践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 与教师实践的不确定性相伴随而来的是风险担当问题。吉登斯认为，“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7]然而，当前教育改革正在不断调整或改变既有秩序的稳定性、确定性，使得教师深深地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焦虑之中，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打破了教师赖以生存的例行化与有序性的行动，要求教师走出自己精心构筑的“舒适地带”，给教师的实践本身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其实，教师实践风险的出现，摆在教师面前的选择主要表现为两种可能性：一是继续待在自己多年营造的“舒适地带”里，固守着自己旧有的惯例，在消极等待中“静观其变”；另一是积极开拓自我，在面对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与挑战过程中，自觉转换自身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适应改革中不断超越与完善自我。对于风险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也就决定了如何面对变革实践的不确定性。 二、教师的确定性寻求：以信任为基础 事实上，人们总是试图寻求一种确定性，以逃避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安全感、焦虑感和不确定感。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一书的开篇就提到，“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8]他进一步分析了寻求安全的两条基本途径：一种是祈祷和虔诚，强调通过改变自我而屈从环境；另一种是劳动和艺术，注重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变环境。然而，人们并不是害怕不确定性本身，而是担心由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危险。正是由于实践行动可能产生的、不可预料的危险，促使教师对运用合理的、有效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确定性的寻求”的做法，保持了相当程度地渴望甚至是迷恋。对于教师来说，需要对其实践保持一定水平的“控制”以获得必要的“确定性”，一旦教师对于自身实践的“控制”受到威胁，就可能会表现出身份认同的存在性焦虑，在实践中表现出混乱与迷茫。可见，在理智指导下的行动并不能够充分应对当前变革实践的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风险。 与杜威相似，波兰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Sztompka，P.)也强调对于确定性、对于本体性安全的积极寻求，同时指出这种确定性的寻求不是依赖于旁观式的认知，而是应转向积极的行动参与，但行动却是以信任为基础、前提的。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以及未来的不可控制性，信任的谈论才有意义。“信任是针对风险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9]所以为了应对和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信任就成为了人们行动的一种主动选择策略。面对实践中的行动困境，什托姆普卡指出有三种可能的态度：希望、信心和信任。[10]他认为，希望和信心的两种态度都是属于命定论的，只是在思想中发生的、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是旁观世界而不是积极参与世界。而信任的态度则属于行动论，是在明知有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特定情境下，我们仍然会积极地参与并主动采取行动策略。在什托姆普卡那里，信心与承诺是构成信任的两个重要因素。虽然有信心并不能保证拥有充分付诸实践的行动能力，但在认识论上却成为我们应对不确定性的必要策略；而承诺则包含了行动并承担义务或责任的意蕴。可见，采取信任的态度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和冲动的表达，而且本身已经蕴含了行动，它成为我们面对未来行动不确定性的一种基本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