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专题讨论)

——1.书院与科举是一对难兄难弟——2.批评与借鉴:民国学者对书院改制的反思——3.清末以书院改学堂的名称之争——4.书院教师社会角色探析——以明清时期为例

作者简介:
刘海峰(1959- ),男,福建泉州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兵(1971- ),湖南浏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王建军(1951- ),男,江西南昌人,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青(1953- ),男,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

原文出处: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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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与科举是一对难兄难弟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1)06-0100-10

      110年前,中国教育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即清朝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下令改书院为学堂。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上千年的书院,从制度上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根基,很快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书院已经成为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文化遗存。作为制度形态的书院,已经随传统社会永远消逝,离我们越来越远;作为建筑形态的书院,则在东亚世界还有广泛的存在,不少地方都还能见到一些书院旧址,或修复了一些书院,甚至试图复办某些书院。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书院与科举是两个相当独特的方面。书院与科举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书院是有形的,科举是无形的;书院给人的印象多是建筑,科举给人的印象多是制度。书院也有无形的制度,但不是最主要的特征;科举也有有形的考场,但至今多已灰飞烟灭。书院与科举在20世纪初都被看成落后守旧的东西而为人们所否定,但书院在当代的形象已趋正面,而科举在当代多数人的印象中还是负面。

      一千多年间,书院与科举同甘共苦。书院研究大家李才栋先生曾将两者称之为“姐妹花”。笔者认为,到后来书院与科举实际上一对难兄难弟。书院虽在科举之后出现,但从宏观上看,两者都在隋唐时期诞生,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一同在20世纪初被彻底废去。在它们共存的上千年时间内,两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关系越到后来越密切。

      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书院,当时的集贤书院已有教学活动。① 但真正作为后世书院起源的书院,则始于唐后期兴起的私人读书。中唐以后,有许多准备报考进士科的士子隐居山林,潜心读书,书院便由习进士业的士人读书山林之风尚演进而来。过去多数学者都认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是疏离的,或者说书院具有反科举的传统,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已逐渐改变了这一看法。作为儒家文明的产物,书院是宋明理学的策源地和大本营。理学作为宋以后儒家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十分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书院生存的科举时代,士人反对科举只能居于修身齐家的层次,很难达致治国境界,更遑论实现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教育家也是深明此理的,因此他们本人积极争取应举入仕,而且不反对书院学生应举入仕,主要是劝导学生要学问、举业并重。正如最著名的书院教育家朱熹所说的:“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亦不免应举。”② 反对科举在当时既不合时宜,也不现实。如果能够应举入仕,具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和地位之后,往往反而可以获得更好的宣传自己学说的机会和条件。朱熹、陆九渊、湛若水、王守仁等书院大师都是考上进士之后,才有较好的学术和政治资本建立或修复书院,进行讲学布道。因此,书院治学与应举入仕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

      “惟书院所以育成材,义学乃以端蒙养也。”③ 书院培养的是高于蒙学程度的经世致用人才,一般也就不会与科举对立。实际上,若我们看待科举也不再像从前对待书院那样一味地否定,则承认书院兼重科举,并不会影响我们称道书院文化。从现存各种书院志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书院都以培养出众多的举人进士为荣。越是著名的书院,其历代院长由科举出身的比例越高。清代一般大书院选聘山长时往往以科甲为首要条件,这就如现代大学师资要求有博士硕士学位一样,因为科名就是古代的东方型的学位,是学问的硬指标和表征,为人们所信服。

      在一千多年历史上,书院大部分时间都是藏书出书、进行教育活动和发展文化的场所,虽然也有其局限,但总体而言,书院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书院原是中国的特产,自从唐代产生后,逐步发展,到清代已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场所。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上也曾受中国影响建立过众多的书院,因此书院是一种东方型的教育组织形式。宋代和明代的一些著名书院,在教育和教学方面形成了一些特点,如注重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注重自动自主的学习,门户开放,采用“讲会”等形式进行学术交流,师生关系较为融洽等等。书院曾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并在推行德治、保存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书院与科举可以说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是在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但到了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处在清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许多传统的制度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都逃脱不了被彻底否定的命运,传统教育的许多方面都不得不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型。书院与科举的命运十分类似,两者是被“捆绑”在一起的。19世纪末,改革科举和书院的议论蜂起,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对书院的弊端大加抨击,到戊戌变法期间达到高潮。康有为不仅在1898年6月17日奏过《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试策论折》,而且在该年7月3日也上过《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指出我国各直省及府州县都有书院,多则十数所,少则一二所,可惜所课皆八股试帖之业等无用之学,请求将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州县书院改为中等学堂,义学、社学改为小学堂。光绪皇帝很快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这是清廷在改革科举制、废止八股文的背景下所进行的书院改制尝试。

      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光绪帝和康有为君臣改革科举和书院的努力宣告失败。但经过庚子事变的沉痛巨创,慈禧太后痛定思痛,到1901年实行新政,基本上将戊戌变法期间提出的各项改革都付诸实施。废止八股文、废武举,正式改书院为学堂,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历史事件。1901年将传统的中式书院改为西式学堂,成为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的前奏。1901年是张之洞带头上奏改书院,1905年也是张之洞带头上奏废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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