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1）05-0069-08 中国古代四次教育思想创新的高峰分别出现在春秋战国、魏晋、两宋和明清之际[1]。这四个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相对动荡，思想学术相对自由的时期。胡适论春秋时势与哲学思想之关系云：“政治那样黑暗，社会那样纷乱，贫富那样不均，民生那样痛苦。有了这种时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2]衰乱之世各种社会矛盾相互激荡，战乱频仍，人心腐朽，生活无序，人不堪其忧。于是有思想家出，思考如何重建秩序，如何匡正人心，开出各种治国平天下的良方。庄子曰：“天下无道，圣人生焉。”[3]教育活动的低谷期，却是教育思想创新，百家荟萃的时期，其现实原因正在于此。然而，若说黑暗的现实中“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还应有前提，那就是人总是要改变现实，创造合于人性要求的新生活。这是人类之所以进步，包括学术思想之所以发展的根本原因[4]。本文试从后一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创新的内在理路，用历史事实来论证教育思想创新所不能绕过的一些共有的特征和过程。明清之际的教育思想创新并没有推动一个新的教育高潮的出现，本文存而不论。 一、现实批判：教育思想创新的生命源泉 一个教育发展周期是从创造这一周期所特有的教育思想开始的。创造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创造力是人的生命力。然而，只有当理想与现实构成尖锐的冲突时，人的创造力才会勃发出来，安于现状的人是不会主动去创造的。新的教育思想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既有教育的结果与教育目标相背离，也就是说，由于现实生活的改变，教育已无法达到其自身所追求的目的，接受过教育的人仍然是一个自然人或是一个被知识伪装了的自然人。这时，仍然坚守原有教育理想目标和有了新的理想目标的人都会起来批判现实。批判而又不能用已有的教育达至理想的目标，创新就成为了必要。创新首先是对现实的否定，现实批判是思想创新的生命源泉。 春秋战国时期是贵族世袭社会走向崩溃，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最终产生的大转折、大变动时期。周幽王暴戾，死于骊山之下。平王东迁，共主衰微，王命不行，列国内乱，诸侯兼并。中原诸夏无主，北方戎狄南侵，南方强楚北扰，齐桓、晋文相继称霸，合诸侯外攘蛮戎，内禁弑篡。列国交通，大夫得势，权臣执国命，越礼僭位，霸业衰微。列国复无主，大国称雄，相互攻伐，直至秦一海内，废封建，立郡县。此为当时政治形势。封疆坏，阡陌开，井田废，履亩而税。此为当时经济关系之变局。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士阶层兴起。此为当时学术下移之过程。春秋战国四百年的巨变，两千年后可以冷峻地用几句话概略言之，当时的思想家们身处其间，是如何感受这一巨变，又是如何从教育的角度应对这一巨变的呢？ 老子感受最为强烈的是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5](P188)“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5](P244)“犹兮若畏四邻。”[5](P117)老子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统治者的欲望膨胀引起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5](P339)于是，统治者失去诚信，“大道废”，“六亲不和”，“邦家昏乱”，仁义、孝慈、正臣不再有[6]。与老子相比，孔子关注的焦点是当时崩坏的礼乐文化：“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6](P185)“觚不觚，觚哉！觚哉！”[7](P62)“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7](P23)“呜呼！曾谓泰山不若林放乎？”[7](P24)像这样深沉痛切而又无可奈何的感叹，《论语》中随处可见。与老子有所不同，孔子批判的不是周礼本身，而是越礼僭位的行为。对于周礼，孔子主张对其有所损益就行了。 玄学教育思想的兴起，其来有渐。玄学家关注的重点在人心。人心堕坏，远渐于东汉，至汉末和魏晋而极矣。首先是王室的堕落。钱穆有言：“一个贵族特殊家庭，和大自然隔离，总不免要走上堕落衰败的命运，此乃以下中国历代王室共有之趋势，而东汉最可示例。”[8]将人与自然隔离开来的力量不外两种。一是权力，二是背离人性的礼法。当权者凭借权力和地位满足了需要，智慧和才能就不可能在创造性的活动中得到发展。于是这些人就与自身所具有的自然潜能隔离了，力不能缚鸡，智不能应事，施朱傅粉，顾影自怜，男人变成了女人。世袭的权力和祖传的财富满足了自然人性却戕害了人的社会性并使自然人性发生畸变。贵族家庭夭折、绝嗣，以此可知自然不可违。人不杀之天杀之，天人之际，甚可畏也。门阀制度之下的礼法名教同样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变得虚伪狡诈。 对扭曲人性的礼法教育的批判，阮籍、嵇康最为激烈。阮籍作《大人先生传》，指礼法之士为寄生于裤裆中的“群虱”。嵇康则直“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批判经学教育摧残人性：“六经以抑引为主”，“睹文籍则目焦，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让则齿龋”[9]。然而，魏晋名士虽看到了当时人心的虚伪，却对当时的门阀制度缺乏清醒的认识，更看不到战乱中人民的苦难。对自然和名教虽有哲学的玄想，而对如何通过教育救名教之弊缺乏系统的思考。因此，玄学家主要是哲学家和美学家，而不是教育家。玄学家的现实批判是不完全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魏晋名士本门阀中人，能看到名教坏了人心，却看不到门阀坏了名教。并非礼法之士必然虚伪，堕落的权门贵仕窃名伪服才是真正的虚伪。礼法本身非裨裆，窃礼法之名的门阀才是裈裆。礼法之士非群虱，寄生门阀、窃礼法之名的世族子弟才是群虱。魏晋之世，先有裈裆群虱坏礼法，再有独钟于情的名士坏名教，君臣关系，家庭伦理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秩序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教育活动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