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40-055；G 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606(2011)04-0012-06 教育生活既包括以追求实际结果与显在效果为特征的日常生活，又包括以表演性与象征性为特征的有深度的符号生活，亦即教育仪式中的生活。在前一生活世界中的教师专业发展方式已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而在后一世界中的教师发展情况则很少有学者问津。其实，教育仪式是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一种重要途径，通过仪式来建构教师的教育生活、影响教师的教育行为图式是教师教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论域。教育仪式是现实教育生活的原型和缩影，是重构教师教育生活样式的微妙切入点。在教育仪式中，教师所领受到的教育是潜移默化、毫无抵制的，它能够深入教师身体之血脉，对教师发展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故此，从教育仪式角度来探究教师教育问题是一个崭新的认识视角。 一、教师仪式文化及其特征 仪式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人类传承文化、接受生活教育的重要形式，堪称人类文化的“胚胎”或“活化石”。[1]何谓仪式呢？学术界有三种理解： 其一，仪式是指在特定时间、地点举行并承载着一定信仰和价值观的程式化活动。如宋萑认为，仪式不是仅指狭义的rite或ritual，而是广义的ceremony，其基本含义有三层，即它是“一套形式化、程式化的行为”，是“在特殊地点和固定的时间中举行的一种社会行为”，是“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信仰和价值观在支撑”的行为。[2] 其二，仪式是人类生活的“微缩景观”。有学者认为，仪式是人类生活的“范式”、“标本”或“样板”，它“用最原始、最简洁、最明确的方式，能表现所属文化最本质的生活样式及其社会价值取向，指明其文化理想的发展方向，揭示其文化模式的基本构成”，故总体现着“一定文化的基本精神”。[1] 其三，仪式是象征符号体系。如特纳认为，仪式是一个“符号的聚合体”，“符号形式的象征对象和象征行为则是构成仪式模式的基本‘分子’”。有学者对之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仪式是由“象征符号”、“象征意义”和“象征方式”等三个方面有机组织起来的一种象征“体系”等。[3] 总之，仪式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程式性、严肃性，以表演为主要形式的社会活动。教师既生活在现实中，又生活在仪式中，教育仪式是教师生活、发展的另一个世界。所谓教育仪式，是指为实现某种社会目的而在特定场合下组织的，由教师或学生共同参加的，具有鲜明程式性、象征性和严肃性的教育活动。就教师而言，其经常参演的教育仪式有入职宣誓仪式、新教师拜师结对仪式、教师颁奖仪式、开学(毕业)典礼仪式、升旗仪式等。在这些仪式中，教师建构着自己的社会身份，体验着教师的角色生活，塑造着自身的教育行为，它们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教师仪式文化。仪式文化是教师教育生活世界的重要构成元素，教师仪式以其独有的方式干预着教师的教育生活。与常规教育生活不同，教师仪式生活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1.象征性 象征性是教育仪式的根本特征，是实现仪式功能的客观基础，是教育仪式存在的基本依托，“人类的仪式……不再面向物体和存在，而是面向它们的副本，实际上就是面向形象和象征”。[4]所谓象征性，是指教育仪式中的动作、程式、事物、现象等都不仅仅体现为现实性存在，更体现为一种符号性存在。换言之，这些客观的动作、程式、事物、现象都只是作为加载意义、表达意义、建构意义的媒介而存在，教育仪式是由“悬挂”(马克斯·韦伯)在这些实物、实景、实态文化之上的“符号丛”(格尔兹)构成的，它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3]正因为如此，作为教育仪式，其存在的意义绝非局限于当下、当场、当事，其影响、功能是直接指向于整个日常教育生活的，教育仪式的价值只能在其外来实现而不能在其内来实现。换言之，仪式中存在的都是符号而非实物，都是意指而非实指，仪式存在的目的是通过符号来影响实物，通过意指来影响实指。例如，教师宣誓时高举的“拳头”、铮铮誓词，师徒结对仪式中的“证书”、身体姿势，升旗仪式中的“国旗”、师生站立位置等都是整个教育生活结构生成的象征性原型，它预先给教师展示了一种标准的教育生活样式，即按照职业承诺来开展教育活动，在日常教育生活中以师徒关系相处，在学生面前做好示范等。 2.展演性 在教育仪式中，教师的身体“在规定的套路中被赋予适当的姿势和动作”，“从身体的姿势中表现出对意义的认同，服从于操演之力”，[5]它就是一次展演，是一幕“社会剧”，[6]是一场对教师角色的编排和预演。在教育仪式中，教师要扮演固定的仪容、表演固定的动作、装扮固定的仪态、遵循固定的程式、发表固定的言论(如誓言)。在其中，教师的身体就是一个符号、一个傀儡，一切活动都具有预定性和不可更改性。同时，之所以称这些模式化的动作为“展演”，是因为它们都接受着一个教育话语、一种无形教育权力的主使。教育仪式中的每一处设计、编排、安置都是为这一教育话语的表达、这一权力的实现而服务，故“操演话语被编码于一成不变的姿势、手势和动作中”。[5]可以说，教育话语、教育权力就是教育仪式这幕“社会剧”的编导，似乎整个教育仪式的设计就是为了表达这种教育话语，它们是决定教育仪式形貌的真正主人，而教师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忠实演员、一个固定角色。如在师徒结对仪式中，权力对教师身体的操演是通过三种方式将主流教育话语灌注进新教师身体中去的：其一是人为地给初入职教师打上“新”的标记，即“为每位新教师在班主任工作条线和学科教学条线上配备了工作责任心强、教育教学经验丰富的带教老师”，在“新—老”这一二元话语中渲染了新教师“工作责任心不强”、“教学经验不丰富”等不成熟性；其二是学校管理者对结对关系的强化，集中体现为学校管理者就结对仪式所表达出的诸种“期待”与“勉励”，如“学校德育处主任××老师和教务处主任××老师分别对新教师和带教老师提出了期望和要求，××副校长代表××校长对带教工作作了动员，对新教师和带教老师给予了勉励”；其三是制造师徒关系的“档案”，如拍照留念、发放证书、载入会议记录等。通过这些权力性操演，新教师的身体被打上的“不成熟”、必须接受老教师训导的印记。随之，一种以老教师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就诞生了，主流教育话语在老教师那里得以“现身”，而新教师在权力面前屈服了，他们通过发表讲话、接受仪式来显示他们对这种教育话语的认可和接受。故此，“新教师代表××老师和带教老师代表××老师分别作了充满激情和热情洋溢的发言，师徒之间在情感上进行了真诚的沟通和交流”[7]，成为师徒结对仪式的关键环节，标志着主流教育话语对新教师规训的实现。可见，在主流教育话语的介入下，新教师的身体最终成为权力的复制品、主流教育话语的符号，成为老教师手下的一名“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