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1)04-0005-11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业绩，其中包括党领导教育事业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根据时代、社会和人的发展要求，从教育发展的实际出发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指示或决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探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在喜迎建党90华诞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重视教育、怎样重视教育的观念和活动，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总结、探寻其中的经验和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比较清晰的发展阶段：即政治教育学阶段、经济教育学阶段、民生教育学阶段。 一、政治教育学阶段 政治教育学阶段，党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为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教育思想。在这个阶段，“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被视为直接的阶级斗争工具。显著特征是立足于政治目标来思考、定位教育问题，围绕政治目标来给教育提要求、定任务，政治目标左右教育目标。具体可以从如下方面来考察： (一)从教育功能看：教育的核心作用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教育当作一种武器，使它适应革命斗争的要求，积极地为革命斗争服务。教育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1]。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一书中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2]53为了使教育适应战争的需要，当时制定的文化教育政策是：“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革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建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2]54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在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全面抗战，在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反对敌占区的奴化教育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教育为革命服务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将教育作为改造敌人、团结同志的工具和纽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文件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随着形势的发展，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宣布：“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3]在随后的贯彻落实中，教育为政治服务被不断强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成为直接的阶级斗争工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逐渐超越文化知识的学习，成为改造人的手段并走向极端。 (二)从教育目的看：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和训练革命者、接班人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制定了不同的教育方针政策，存在不同的教育目的或人才培养目标规定，但在革命战争年代，总的精神都是为了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通过教育使知识分子干部劳动化、工农化，使工农出身的干部知识化，造就大批革命人才。1925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人教育的决议案》提出，“我们办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工人阶级的觉悟，对于工人的一切解释、批评、教育、训育等，都要明确地站在我们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我们的一切言论行动，都不可违背了阶级的意识”。[4]1934年1月，毛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阐述了苏区教育的根本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5]20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教育目的主要是训练革命者的话，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6]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人之规格的明确，也是对教育的根本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与“怎样培养人”的回答。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教育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随着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社会主义觉悟”实际成为政治觉悟，“又红又专”的标准实际被“红”的政治标准取代，重视智育、业务和专业水平被贬为走“白专道路”。在入学、出国、晋升、毕业分配、工作安排等方面，优先选拔使用所谓“根红苗正”、政治上清白可靠的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