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1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诞生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成为中国教育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97.9.22。）所以，邓小平理论就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研究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便成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一、对建国后教育研究思想方法的反思 建国后，我国教育科研工作者开始从思想上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研究教育科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与理论已经在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的研究中初步确立了统治的地位”。（注：瞿葆奎等：《曹孚教育论稿》〔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8页。）但是， 教育科研工作者从思想上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并不等于他们在教育科研中的思想方法完全科学。不合乎实事求是精神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时常左右教育科研工作，这种情况主要从两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忽视了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教育理论的继承和借鉴。“五四”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出现了三大流派并存的局面，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中的三大流派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哲学，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主导着中国哲学的发展。然而我们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过程中，常常不能正确地运用辩证统一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地认识教育现象，而是采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式来对待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教育理论及教育思潮，把它们简单地划分为唯物与唯心。在研究中，我们常常过多地强调对于唯心主义的清理与批判，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教育理论处于被排斥、否定的地位。结果，全盘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模式，忽视自身的特点。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单一，没有学术争鸣，使得新中国的教育研究不能继承与借鉴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教育理论及其思潮的长处，来改变我国教育科研的落后状况。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二，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教育科学研究关系的理性思考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方法论与方法有区别。方法论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一定中介）、抽象的、隐蔽的（非形式化的）不能被人直接感受到。方法的作用则是直接的、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在教育研究中，人们常常忽视了方法论与方法的区别，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与命题取代教育理论的概念与命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与命题演绎推论教育理论，而没有认真探讨怎样在研究中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作用，实质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降低为具体研究方法。在实际研究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具体课题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偶像化，给我国教育研究造成极大障碍。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教育科学研究的关系的理性思考和研究，这种态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倡导的精神，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由于这种思想方法影响了教育研究，从而大大降低了教育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导致建国后教育研究中不合乎实事求是精神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偶像化。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偶像化，结果在教育理论中设置了许多禁区，造成教育理论研究的若干“盲点”，导致教育实践的偏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偶像化有其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根源。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封建专制统治长达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带有浓厚的宗法性与专制性，使我们民族养成了讲亲亲、尊官敬长和家长作风等不良习惯。（注：张岱年：《文化与哲学》〔M〕，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47～48页。）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哲学。由于封建时代形成的将官方哲学作为偶像加以崇拜的不良习惯的影响，使人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偶像化，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说明教育现象时，不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而阻碍了我们对于教育现象做出正确的判断。其二，中国知识界“述而不作”的不良学风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自孔子以来形成了一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学风。这种学风对于研究古代典籍、继承文化遗产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因循守旧的不良倾向。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占据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阻碍了人们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在知识界形成一种缺乏创新精神的学术气氛。“述而不作”的不良学风作为知识界的治学传统在教育研究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人们在解释、说明教育现象时，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方法论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而是摘录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来简单地解释自己所面临的课题，采取“六经注我”的方法，让马克思主义替自己说话，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由于这种不良学风的影响，在教育理论界形成了关于教育的书稿似乎人人都能写的奇怪现象，降低了教育研究人员立志教育科研的积极性，败坏了教育学科的科学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