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的工作为世人所知的标签是“发生认识论”，在皮亚杰本人及其身边的追随者们看来，这个标签首先应该是哲学的，其次才是心理学的，但它被全球学界几乎普遍地单纯心理学化了，即简单指向了它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从哲学的层面看，皮亚杰是在认识到康德先验范畴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性的基础上走向其发生认识论哲学观的，所用的思考利器则是发生学思想。本文中，为了在行文时与被心理学化了的“发生认识论”标签下的内涵相区分，使用“发生建构论”来指代皮亚杰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哲学思想)。在发生学的视角下，皮亚杰使用逻辑数学范畴和物理范畴这样一对概念刻画了认识发生的机制(亦可称“两个范畴说”)，解决了康德所言之范畴从何而来如何发展的问题，实则解决了在知识发生与建构的过程中，知识和思维如何内在一致地发展的问题(李艺等，2018)。颇为遗憾的是，这些卓越的哲学贡献被世人普遍忽视。这种忽视，不仅表现在哲学界未能对皮亚杰哲学思想及时而准确地理解、解释和介绍上，也表现在心理学界未能完整地认识、理解和发展皮亚杰的工作之中，比如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建设上，只看到皮亚杰观点中关于建构思想的表象的描述，看不到对其建构思想之本质的把握。为了重新打开这个话题，我们有如下追问：皮亚杰发生建构论视野中的知识观内核是什么？以此重新审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会否出现不一样的局面？具体地，这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知识观、学习观和教学观中又会出现什么新意？ 二、学界对皮亚杰发生建构思想认识的局限性 如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中所言：“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皮亚杰，1981a，第21页)。类似“语录”经常被学界作为皮亚杰建构主义思想的依据，作为其建构主义思想基本内核的确证。在笔者看来，语录中表达的建构主义思想虽然在尊重认识主体的主体性立场上，强调了知识是由“建构”而来，强调了认识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但却忽视了对主体自身的内部运动的更多关注，即忽视了建构的内在机制问题，而这个内在机制，其实是可以由皮亚杰自康德“先验范畴”思想发展而来的“两个范畴说”来揭示的。 在国内，受心理学视角的影响，普遍情况是将皮亚杰的主要贡献理解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影响甚广，此处不再赘述。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态度，他们忠实于皮亚杰的原初思想，非常重视皮亚杰发生建构论研究的哲学性。典型以李其维和熊哲宏为代表，他们在将皮亚杰发生建构论与康德的先验范畴思想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向大家介绍了皮亚杰“逻辑数学范畴”和“物理范畴”的思想，强调皮亚杰的发生建构论思考始自康德的先验范畴说并进一步有所发展。李其维指出：“说到基本的逻辑数学范畴，不能不提及康德的先天范畴体系”(李其维等，2000)。熊哲宏认为“皮亚杰理论对康德范畴体系进行了实质性的发生学改造或发展的转换”(熊哲宏等，2000)。这些观点是笔者开展本研究的重要依据。另有学者似乎越过“发生认识论”标签下的心理学疆域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比如看到了皮亚杰发生建构思想对教育学的特殊价值，尝试探讨发生建构论对思维训练的启示(谭和平，2005)，但没能深入触及学理根本，也就没能揭示知识发生与思维训练之间的内在关系，一步之差，颇为遗憾。在认可皮亚杰哲学贡献的基础上，亦有赵立航、杜丽燕、杜雄柏、章苗定、蒋开天等学者围绕“认识”“认知”“活动”“图式”等进行讨论，这些研究都有其可以肯定的价值，但均表现出对皮亚杰究竟如何继承康德并如何与之相区别的根本问题的挖掘还不够深透(赵立航等，1984；杜丽燕，1989；杜雄柏，1995；章苗定，1996；蒋开天，2014)。总的来说，国内虽然有部分学者看到了皮亚杰发生建构论的哲学性，但就其核心的“发生建构”思想的解读不够深入，未见从“发生”始对建构的本质进行系统探讨者，因此在对心理学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思考上未能获得更多突破或成就。 国外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三点。其一，作为国内研究取向的源出。整体研究状况恰如上述国内研究现状介绍所及，不再赘述。其二，虽模糊地意识到应该作超越心理学的思考但未能兑现。有部分紧密追随皮亚杰的学者为皮亚杰被过多地接受为心理学家而不是哲学家鸣不平，如格鲁伯和弗内歇提及：“人们在没有想到康德的情况下不能读懂皮亚杰。当然，他的方式不是康德式的，但他研究的相当大的部分，却致力于研究那些恰好由康德分辨和陈述的、作为先天的东西起作用的基本概念的发展”(Gruber & Voneche，1977，p.38)。但二人也只是言尽于此，并没有在这个问题的深入释疑方面做出有足够说服力的工作，也未有进一步付诸实际的学术行动。有学者虽然从发生学视角看到了发生建构论是对“知识增长机制的研究”、是“从较低级的知识状态到较高级的知识状态过渡的研究”，但却没有进一步尝试揭示知识发生的这种增长机制到底是什么(Kitchener，1981；Tsou，2006)。其三，大部分阵地被完全心理学化。自皮亚杰去世后，作为发生认识论研究中心的“日内瓦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日渐式微，对皮亚杰哲学思想的追踪逐渐消失。倒是涌现出很多试图将发生认识论和现代认知心理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学者，被称为“新皮亚杰学派”，如帕斯柯尔-里欧、费雪等，他们企图在一般的发展理论方面超越皮亚杰，而不是在“范畴”研究的道路上老老实实地追随皮亚杰的路线(Pascual-Leone，2000；Fischer，2000)。还有一些持“反皮亚杰主义”倾向的学者试图完全去除经典皮亚杰理论中的“阶段”和“结构”，如卡米洛夫-史密斯等，但也未能获得重大突破，亦是因哲学立场与心理学立场模糊不清导致的结果(Karmiloff-Smith，1994)。在作者看来，国外关于皮亚杰哲学思想的研究既走入迷途又陷入低潮，主要在于其范畴研究的主题后继乏人；且“新皮亚杰学派”和“反皮亚杰主义”均是貌似哲学但实际是深陷心理学的混搭，从而面临困境。 三、皮亚杰发生建构论内涵及其知识观解读 既然“两个范畴说”继承自康德的先验范畴思想(杜雄柏，1995；李其维等，2000；熊哲宏，2000)，那么从传统认识论哲学开始溯源，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皮亚杰究竟如何继承康德并与之区别的根本问题，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供依据。 (一)从“先验建构”到“发生建构”：源于康德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