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妙法本相经》是南北朝道教的一部重要经典。它后来在《敦煌道藏》和《正统道藏·太平部》(第24册第857-874页)均有收录。在《敦煌道藏》中，此经典有：S.2357号抄本、S.3173号抄本、P.2396号抄本、P.2755号抄本，P.2429号抄本、S.2122号抄本、P.2389号抄本、P.2476号抄本、P.3091号抄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本289+184(存号)，原本卷数不详，现存残本3卷流传至今，它们一起构成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整体内容。《中华道藏》集以前道教经典之大全，在其第5册将该经典的所有版本同时收录，使之更加完善和系统化。从《中华道藏》和《敦煌道藏》的对比来看，各种抄本均已残缺不全，只有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其整体意义。从其意义上看，它是《敦煌道藏》中少有的论及农学思想的经典，所以，从农学的角度去解读它，不仅对于拓展道教研究的领域有相当的学术价值①，而且对于了解我国农学思想史，尤其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农学思想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从现有资料来看，古代西北地区的专业农书不多，所以此经典对于丰富我国西部地区的农学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意在对此经典中的农学思想做一个浅显的梳理，请专家斧正。 一、顺物道而行的农业哲学观 “道”一词并非道家文化的首创，它早在夏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存在，但直到《老子》才第一次真正提出具有哲学意义的“道”，成为道家和道教的最高哲学范畴。此文中的“道”实际上已经兼具本体论和实体论两个层次的内容：就其本体论来说，首先以“道”作为世间万物的本源和始基；其次，又把“道”视为万物所具有的共性。就其实体论来说，具体讨论“道”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认为世间万物的共性和差异性均由“道”所致。所以，“道”“不仅高标独超，玄冥难测，而且还具有圆融贯通、首尾相衔的存在个性。道既存在于宇宙万物之先，为万物之母。又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莫不禀道而获得它们的生命”②。“道”与物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理论基础。 首先，它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道”生，早在《道德经》中就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之说，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世间万物皆以“道”为源，“一”、“二”、“三”皆为“道”所生。后来的道家其他著作又对此理论进行了发展，这就产生了我国哲学史上的“气”本论思想。它认为“道”生成万物以“气”为媒介，“道”不同则“气”不同，“气”不同则所生之物不同，也就是说“道性”决定“物性”，“气”决定“物”之实体。《太上妙法本相经》说：“十方众生，各有类气，各不依先业之所造也。譬如禽还生禽，兽还生兽，我见众生父母，四足之子亦四足。父母飞行子亦飞行。父母白黑其子亦白黑。父母能言其子能言。未有鸟能驰步万里者。”③还说：“吾见鱼止水之中，虎居长林，燕雀依人，蚯蚓居穴，类气受性，各有所禀。岂有非性而食之也！我见虫还生虫，毛还生毛，蝇还生蝇，蚁还生蚁，随气啖食，以养性命，岂有生业而改其形也！我见众生，若有啖肉者，其子啖肉，若有啖草者，其子食草，若有食木者，其子食木，若有蝎土者，其子啖土。一切众生各有定气，不相假受，错谬其类也！我见一切众生性不同，同体而异名，阴阳不同，受化不等，依斯理物，各有类气，不相改异。”④所以，我们在农业生产中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识别和把握各种不同的“气”，就像《太上妙法本相经》所言“其名虽同，果成殊别，亦如禾莠生垄，其初难分，条穗秀类，结实乃别”⑤。把握不同物种的“气”时，既要“况一可知百，类一可知万”⑥地把握该物种的“类气”，这样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支出，可以进行同类嫁接等方法培养优良品种；也要把握此物种的“个气”，只有这样才会采取不同措施因物施种，不会出现“炼土成金，变猪为犬”⑦的结果。所以《太上妙法本相经》说：“猛虎所以入静，以其犬故；翔鹰所以罗网，以其鸽故。猎师不加追逐，不须绳索，而自缚之。何以故？以痴胶捕之，故不加追驰，绳索缚之。”⑧如果在农业生产中忽视物之“道”，则无异于它所说的“空中可以种栽，流中可以田耨，无父可以结子，无母可以生息”⑨和“其犹颠木之生苗，逸鱼之失水，假尔而生，命亦不久。譬如其树，若刖斩其根株者，万无一活，若露其根株者，遭冬则枯槁”⑩。不仅物由“道”所生，“道性”决定“物性”，而且物性的展示，或者说物的作用也需通过“道”来发生，离开“道”，物性也就毫无意义。《太上妙法本相经》继承和发挥此观点说：“日月无道无以耀明，星宿无道错乱不行，阴阳无道四时不成，草木无道则不能生，五谷无道则伤败不成，水无道则不流润，火无道则不热温，金铁无道则不锋坚，山石无道则崩退不全，百鸟无道则不飞空，兽无道则不驰走。”(11)这就是说，阴阳、日月、星宿、水、火、金铁、山石、百鸟等各得其道之后就产生了“四时、明、序行、流润、热温、锋坚、挺全、飞空”等作用，所以，在农业生产中，我们不仅要顺农作物的物“道”，而且对于农业环境和农业工具的使用也需顺其“道”而为之，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二、勤劳为本的农事观 农业生产是一种时空跨度较大、环环相扣、多种经营并存的系统工程，从事农业生产要求生产主体具有一定的计划、体力、耐力和勤于农事活动的精神。当农业产生后，在刀耕火种时期，以勤为本是社会的主流意识，人类社会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手段即农业文明以后，勤劳、朴实、团结协作仍然是农业社会中的主要思潮。勤劳、纯朴、团结互助也因此成为我国传统美德，成为我国各宗教的主要教义。就道教而言，在其经典中体现最多的就是“勤”和“善”两字，《太上妙法本相经》作为早期道教经典，自然也以“勤”、“善”为主要思想。“勤”在该经典中主要体现为“勤于农事”和“勤于崇道向仙”。其中的“勤于农事”思想主要体现在：它首先以麦成膳之过程说明了“勤”的原因，它说：“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何以故？垄麦有膳，随垄而责，其膳终不可得。要须经冬涉春，至夏结实，捋杨入皑，罗夜付厨，和均膏水，巧手乃甘，浓昧调美，和成以为食膳。”(12)在此处，作者开门见山说明“一切众生虽有道性，不建不勤，终不成道”，然后再以麦粒成膳之过程说明“勤”的必要，如此过程中有一步无人完成，那么麦粒终不能成饭。同时，此经典还以“养生”和“务农”进行类比，说明“勤”于农事的目的在于“得粟免饥”，它说：“尚生者勤于生，贵农者勤于农。何以故？知生道重，故勤而行之，若知田道重，故勤修农。修农者不恐饥，修生者不恐衰。修生得生，无为常生；修田得田，遭饥不饥。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何以故？田苗中明有粟，是故农夫勤伦之；至道中明有真，是故道人勤伦之。”(13)这里明确说明了务农、修道两者之间虽然存在“农夫勤于田，道人勤于缘”的途径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维护自己的生命，由此看来，道教的“农道合修”思想重在于“勤修”。不仅如此，它还分析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不“勤”的后果，从正反两面对比阐述“勤”的必要。它说：“其朴不雕，不可成器；其荒不耕，终不成柔。何以故？朴不雕刻，终致朽弊；荒田不垦，荆棘茂盛。豺狼狸枭，长在其中，鸱枭鸟鹊，栖宿林中。田罴不治，终成荆棘。若朴不雕，终守枯朽。若遭工匠，加其绳墨，断斧锯凿，日加雕啄，必就功业，用之则如意，亨之则无损。是以修治荒田，故能得谷。何以故？朴质荒田，譬凡夫；经匠遭耕，譬师教；成器得壳，譬果显。”(14)此处更加明确说明“垦荒雕朴”的必要性，还以比兴手法将凡夫、师教、果显联系在一起，既突出了《太上妙法本相经》的宗教性，也凸显其重农的一面。这种以“勤”为本的思想并不是它的独创，《太上妙法本相经》同其他道教经典一样具有道教共同的思想基础。就道教的以勤为本思想来说，道教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间存在互盗作用，使大自然本身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圈，各种动植物之间存在一个动态的、相互作用的、半开放式的平衡关系，他们之间既互相依存也互相制约，彼此之间既是依存条件，也是天敌关系，所以在农业生产中必须排除天敌的干预，减少天敌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吸收，以利于所培植的动植物健康快速生长，这就需要勤。何况动植物在生长过程，由于受大自然天气变化和自身素质的影响，夭折的多于成熟的，人类要想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产品数量，只能广种薄收，这也需要勤。正如《太上灵宝元阳妙经》说：“又如鱼母，多有胎子，成就者少。又如果树，花多实少。”(15)只有勤才能补充这些被自然淘汰的动植物，才有可能获得丰收。《太上大道玉清经》说：“三阳之时，善役调牛，钩引悬树，陡捍绵密，踏乘通淳，加以好粪；次选良种，治择芜秽，温湿宜之；然后调树，芸耗秀碑，牵护苗根，晨夕看视，无令六畜侵食践蹋。如是苗子三月假生，萎蔚繁盛，水陆通美，无有赘舱。凉秋结实，高下通熟。即命伟仆收藏财积，藏吏监守，不令余耗，唯供食用，储备盈长，家给丰足，如是良农，终卒获利，不可称量。”(16)这段话既说明了农事活动的步骤，也说明了农业必须以勤为保障。道教主张报应说，认为天人之间通过气相互交感，有多少付出则有多少回报，因为人在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精气神会被对象所接受，导致两者感通，如果农民越勤，付出的精气神越多，回报也会越多。这在《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经解》中说得很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