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2)03-0076-05 宋代，在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下，涌现了便钱公据、交子、关子、茶引、盐引、矾引香药犀象引等大量信用票据。随着信用票据的产生和运行，一种新的市场在宋代的经济舞台上脱疑而出，成为整个市场体系中的一种重要市场形式。针对这一新的经济现象，有学者对交引的买卖市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P164-215)本文拟在此研究基础之上，就宋代信用票据市场的构成作初步探讨。 发售市场 从信用票据市场所发挥的职能和运行过程来看，宋代的信用票据市场是由发售市场、流通市场和兑现市场构成的。 宋代信用票据的发售市场是指信用票据首次被出售时的市场。在这一市场，欲得信用票据者，需通过承担一定的经济义务和交纳一定的现钱，然后获取信用票据。宋代信用票据发售的出现，主要源于两种需要： 一种需要是为了解决现钱携带不便，向一定的机构交纳现钱，取得信用票据。在具体的运行中，又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要完成异地现钱汇兑，汇兑者首先向指定的机构交纳现钱，该机构在收到现钱后发给汇兑者信用票据，从而衍生信用票据的发售市场。宋代京师与诸州之间发生的便钱业务即属此类情况。“先是，许商人入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而商旅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给以券。”[2]（卷9，钱币考）二是入纳者向一定的机构交纳现钱后，该机构发给入纳者代表相应现钱价值的信用票据，不论这种信用票据在发出后衍生何种功能，一旦这种发票行为出现，信用票据的发售市场就相应形成。李攸《宋朝事实》卷15载：“始，益州豪民十余万（“万”字疑衍）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益州豪民铺户在收到入纳者的现钱后，发出交子的这一行为，就无形中导致了一个交子的发售市场的出现，也即是信用票据发售市场的形成。在宋代，除了早期四川民营的交子发售外，后来官营的交子和会子、见钱关子等的发售业务，或者是以纸币的身份直接发放的情况，同样构建了一个无形的发售市场。 另一种需要是为了解决入中者的报酬，政府向入中者发出信用票据，从而致使信用票据发售市场出现。这种信用票据的发售市场，首先出现于东南茶叶的售卖中。宋初，宋政府对东南茶叶进行专卖，控制茶商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令茶商“入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3]（卷1）由于政府对茶叶进行专卖，但同时也借助商人来完成专卖，或者说在专卖体制下，也让商人参与其事，因此，政府采用卖引给商人，令商人到指定地点兑茶贩卖，在保证专卖利益的同时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售引的市场，也即票据的发售市场。“雍熙后，用兵切于馈饷，多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直，取市价而厚增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4]（卷183，食货志）宋政府为了解决边地粮草的供应问题，又采用了出售信用票据来吸引和控制商人参与其事的方法。从而又无形中形成信用票据的发售市场。在宋代，无论是为了保证政府对专卖品的专卖特权需要，还是为了解决边地军需粮草的供应问题，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向商人出售交引类形式的信用票据，从而在原有的市场体系中衍生出一种新的信用票据的发售市场。假若没有这一市场的存在，那么交引类形式的信用票据就不会以一种经济运行的形式出现，而是会以一种非经济的运行形式出现。显然就不可能构成信用票据的发售市场。 从各类信用票据被发售的地域空间来看，信用票据进入市场领域，无非存在两个源地，一是京师发售市场，二是地方发售市场。 在京师信用票据的发售市场，信用票据的发售主要是通过榷货务来完成的。商人要参与禁榷物品的经营活动，前提之一就是向京师榷货务购买交引。如商人要参与盐的贩卖，开始“许客于在京榷货务入中金银钱帛，纽算交引，就解州两池榷盐院请盐，往南地兴贩。”[5]（食货36之6）茶引的获得最初也是由京师榷货务发售的，“令客人于在京榷货务入纳见钱，请买钞引，于诸路算请茶盐。”[3]（卷1）除京师由榷货务发售信用票据外，京师的左藏库与便钱务也是信用票据的发售机构。“国初，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处州便换。先是，商人先经三司投牒，乃输左藏库，所由司计一缗私刻钱二十。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者诣务陈牒，即日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俟商人赉券至，即如其数给之，自是无复留滞。”[6]（卷85，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需要说明的是，京师榷货务并不是发售信用票据的专门机构，发售信用票据只是它的诸多职能中的一项。而且，榷货务发售信用票据这种业务，也不是长期稳定不变的一项职能，它是随着时间和时局的变化不断行废的。如对交引的发售，最初允许商人在京师榷货务入纳金银钱帛，以此取得交引。后来，“河北陕西阙，须骤行改请，许客就彼入中”[5]（食货36之6），于是交引的发售大部分集中于边地，京师榷货务仅只成为商人持引兑取现钱或翻转交引手续的机构，[4]（卷183，食货志）不再从事发售信用票据的业务。宋徽宗崇宁元年，随着蔡京对茶引进行的改革，京师榷货务发售信用票据的职能又再次出现。“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2]（卷18，征榷考） 就地方市场而言，运行形式相较京师的信用票据市场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从信用票据发售机构的设置视之，有着两种不同类别的发售市场，一类是民间因经济交往的需要，自发形成的。另一类信用票据的发售市场是由政府干预下形成的。宋代，在地方进行信用票据发售业务的机构也不是统一的，而是随着地区的不同以及信用票据所代表的具体的经济内容的不同，由不同的机构来从事。当然，这种区分也不是绝对的。总的说来，发售信用票据的机构存在三种类别：一是民间自发组织而成的。如四川交子在由十余户大商户统一及统一之前，交子的发售完全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交子户或铺户等机构完成的。其实，这类发售机构，在宋代是极为个别的现象，仅仅是交子收归官营之前出现过，而且发售内容单一。二是宋政府为解决某一紧急需要，临时在地方形成发售信用票据的机构。如宋政府为了解决河北、河东及陕西等地军需粮草的需要，在这些地区发售交引，吸引商人入中的事件即属此类情况。“自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优为其直，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移文江淮给茶盐，谓之折中”。[6]（卷30，端拱二年九月戊子）在河北、河东和陕西等地的这种发售信用票据的机构，是宋政府因事设置的，并未出现统一的机构，因此在宋代的史料记载中，没有明确记载是由什么机构来完成发售信用票据。从史料记载来看，这类机构多为地方官府负责经营的。“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需，其中有所定物价高大，所入粮草低弱。盖因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月俸余剩，或籴米买租弱斗斛支籴，以互相容隐，致亏损官钱，军人请得恶弱口粮或形嗟怨，乞严禁绝。”[2]（卷21，市籴考）官吏利用经营发售交引的特权，入纳一些质量低劣的物货，致使军人嗟怨。嘉祐五年，薛向进奏“请于原渭州、德顺军置场收市，以解盐交引。”[6]（卷192，嘉祐五年八月甲申）薛向请求置场收市，其实也附带的形成信用票据的发售机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8熙宁七年十二月辛卯条载：“秘书丞提举成都府利州路买茶公事蒲宗闵奏：‘伏见成都府转运司每年应副熙河路交子十万贯，客人于熙河入纳钱四百五十或五百文，支得交子一纸，却将回川中交子务请铁钱一贯文足见钱。”由此可见，宋代这类因事临时形成的信用票据发售机构，其发售的信用票据也是多样的，除了用于领取禁榷物货的茶引、盐引、矾引和香药犀象引等类信用票据外，也包含着用来领取现钱的交子、见钱关子等类信用票据，其发售信用票据的类别是依实际情况而变动的，并非凝固不变。三是宋政府在地方设置的具有特定内容的固定的信用票据发售机构。这类机构主要是宋政府在地方设立的榷货务，因发售信用票据功能的衍生而成为信用票据的发售机构。榷货务这类发售信用票据的机构，既没有遍布于全国，也非所有地方榷货务都有此项业务。主要是因为宋代为了分割茶、盐等物品的高额利润，设立榷货务专利其事，因此，榷货务的设置存在地区的选择性。宋政府为了专掌茶利，在“转输要会之地”设置榷货务，“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州蕲口，为六榷货务”。[6]（卷100，天圣元年正月）在这些有选择而设立的榷货务中，也并非是6个的榷货务都具有发售信用票据的职能。据《玉海》卷181载：“开宝三年七月丁亥，移建安务于扬州，令客旅入金银钱帛于扬州。给凭就建安请领茶货。”扬州榷货务在这里承担了茶引的发售机构这一职能。在地方具有固定机构发售信用票据业务的这类机构，除了榷货务外，也存在一些其他的机构。建炎二年，黄潜厚曾建议：“移真州榷货务于行在扬州置局，其真州茶盐司已造下，及扬州通判见卖钞引并入行在榷货务，衮同招诱出卖。”[5]（食货55之25）从黄潜厚的建议中不难看出，除了榷货务之外，还有“扬州通判见卖钞引”。特别是南宋时期，由于规定了各路售引的定额，因此各路、州、县级的机构，通常都有发售信用票据的机构存在。《宋会要辑稿．食货》31之29载：淳熙十六年诏令“江西提举司茶引一十五万四千贯，分上下半年给降外，所有江西安抚司茶长引八万九千九十贯九百文，茶短引七万贯，江州通判厅长引二万贯，茶短引四万贯，下交引库印造一并给降，令趁时给卖。”由此可见，宋政府规定江西提举司、安抚司和江州通判厅具体的售引数目，这种方法成为宋政府的制度后，在这些地区无可避免地就要相应的出现售引的具体机构专责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