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D652；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1)06-0063-08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投入1000多亿元资金，在大陆腹心地区展开的被称为三线建设①的大会战，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应该都称得上是浩大工程。几十年过去了，回过头看，对它的评价依然多有争议。此前，我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有关章节曾有论列，②积近年思考补充如下。 有必要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这一命题 对三线建设分析评价，确非易事，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的特殊性。就其本真意义，是毛泽东决策的备战举措，显系国防战略范畴。不仅如他所说是原子弹时期的作战需要，而且与他本人的军事思想有着直接关系。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说是防御性的。但毛泽东反对消极防御，更不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这就需要有战略性的后方工业基地。从这一要求出发，三线建设就不完全局限于国防需求，它明显具有了开发落后地区的意义。可不可以说，从备战视角观察，三线建设不失为一项创造，它体现着国防战备与经济建设的一定结合。这是在战略层面上的平战结合与军民结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这一命题，即它既是旨在应对严重战争危险的特殊政治行为(军事不过是政治的继续)，又是谋求改善生产力布局的一般经济行为。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则是它的基础和载体。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反之，前者又使后者一般经济行为的属性被淡化而不易受到重视。二者相辅相成，构成矛盾对立的统一体。 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的命题，有着事实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曾就划分三线的原则解释说，划分一、二、三线，主要考虑国防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划归三线的范围不能太小，以利工业的合理布局。一、二、三线也不能按行政区划去划分，是着眼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考虑大山、大河、天险等等地形特点以及铁路交通、工业分布与国防力量的现状这些因素。[1] 三线建设二重性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却是必要的，它对于我们的研究有着方法论的意义。下面，将首先从政府一般经济行为讨论起。 从这一层面观察三线建设，其实就是资源配置向中西部的倾斜。这个过程，早在“一五”时期就开始了。中国历史遗留的东部(一般为汉民族居住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西部(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落差，到近代以降愈发严重。新中国建立前，仅有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少数大城市，内地极为稀疏，广袤的西部地区几乎是空白。截止到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63%仍集中在东部沿海11个省、市、区(不包括台湾省，下同)，三线11个省、区只占18%。③工业生产与原燃料产地和消费地脱节，远距离运输，相向运输；资源相对富集的中西部得不到很好开发。根本改变这种既不合理又不经济的状况，当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而如果没有大的决心，任其长期存在，对经济发展未必有利，更遑论国家长治久安。 问题是向三线地区高强度投资，国民经济如牛负重，这就需要从特殊政治行为的层面去寻找原因。 三线建设这一属性存在的前提是，认为中国正面临外敌入侵或遭受核打击的现实危险，必须抢时间建立国家的战略纵深，打造战时可依恃的后方工业基地。举全国之力，组织会战，势在必行。由此，不妨把政府特殊政治行为大致概括为：(1)超强的投资力度。1965-1978年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40.7%，比“一五”、“二五”时期分别高出12.1和4.4个百分点。④(2)超常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占比。1965-1975年三线地区特别是其中8个重点省，该占比在工业基建投资中高达95%左右。[2](3)选址布点的特殊要求：靠山、分散、隐蔽。上述几点，都不是一般经济行为所能解释，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注定它的投资效益不会良好，机会成本必然较高。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一直有一个颇为纠结的问题，即从事后并没有出现当时担心的局面，反证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过分，反应过度。 战争没有绝对确实性，只有相对确实性 应该承认，包括军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远不如自然科学缜密，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试验室里模拟需要的条件，收集必要数据，检验最后的结果。人们说历史不能假设，也正是这个意思，亦即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不可复制性。拿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说，除非战争确实来临，否则是很难验证的。 战争这个怪物，具有很大的或然性或曰盖然性。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指出过这一点，但被他过分夸大，陷入了神秘主义。毛泽东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他又说，“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认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3]20世纪进入60年代，美国政府僵化的反共意识形态，推动它再一次同中国走向对抗。解密档案证明，1964年前后美国确实制定了入侵中国甚至不惜实施核打击的计划，并进行实战演练。[4]在此前后，它一面支持台湾当局窜犯东南沿海地区，妄图建立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一面又把战火点燃到中国南大门，宣称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那样的“庇护所”，对中国进行露骨的战争威胁。60年代的中苏关系也发生极大变化，赫鲁晓夫意欲从军事、外交入手控制中国受挫后，接连施加政治经济压力，加紧针对中国的部署，图谋联美制华、反华。之后的苏联新领导，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沿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导弹发射架瞄准中国，一再武装挑衅，秘密策划启动核按钮。苏联宣扬“有限主权论”，并以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实践这一侵略理论。毛泽东从这些可寻的征兆、可察的端倪、可供思索的大量现象中引出中国面临严峻形势的估计，部署三线建设，及至(1969年)号召准备打仗，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