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587(2013)-02-0088-13 乾隆四十四年八月壬辰，谕军机大臣等：“据李侍尧等覆奏筹办运京铜斤一折……又据称：铜斤之弊，患在走私。风闻汉口商铜聚集甚多，实为滇省走私之据。而泸州水路系官铜正运，恐奸商巧侩即乘此串混夹带，一水运至汉口售卖，更为捷径。”① 乾隆四十四年(1779)，曾任湖广总督的云贵总督李侍尧的一份奏折，直指处于九省通衢地位的汉口镇存在大量由云南而至的私铜，从而揭开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汉口一直是云南私铜在中部地区的转运中心。 对于前近代中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对于明清中国市场体系的研究已卓有成效。一方面，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区域内的市场层级和市场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②，另一方面，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随着粮食、食盐、棉花、木材等大宗生产生活物资长距离运销的发展，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至迟在十八世纪已经形成③。这不仅促使了全国性的区域社会分工的发展，也导致了劳动力和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 金属铜的生产贸易，是清代全国市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特别是铜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用于加工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在当时的生产和生活中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且还是当时最重要的铸币金属，是国家法定的铸币铜钱的主要金属成分，这使得铜的生产和贸易在古代中国显得尤其重要。根据傅汉斯的研究，在乾隆朝时期(1736-1795)，每年用于铸币的铜多达6000吨以上，最多的1759年，铸币用铜竟达9874吨，铸出青铜钱币合计3937635000文，计重19748吨④。为保证获取充足的铸币用铜，清政府不仅控制从日本进口的洋铜⑤，还追求控制国内主要铜矿的生产和贸易⑥。清代中国的铜市场正是在政府主导的铸币需求与民间发展工商业的强烈诉求间逐步发展的。 目前对清代中国铜市场的研究，集中在官方强制收购以供铸币所用的官铜的生产和运输上，特别是对当时最主要的生产地云南铜业的研究最为突出。自20世纪40年代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问世以来，已经有一系列的研究涉及到这个问题。全汉昇从滇铜生产与全国金属货币的生产和流通的关系出发，全面考察了清代云南的铜矿业⑦。李中清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清代矿业发展涉及的西南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⑧。前引瑞士学者傅汉斯在博士论文及以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对清代前期的铸币政策和云南铜矿业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日本学者川胜守研究了云南京铜运输的问题，特别关注到了京铜运输与沿途城市发展⑨。台湾学者邱澎生近年来对十八世纪的滇铜市场中的官商关系及其变化做了具体分析，指出官放铜本及统购产品对矿民规避市场风险方面的重要意义⑩。 作为清代中国最重要的铜产地云南，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间，实行完全的官买政策，无铜通商。但各地的铜器加工业欣欣向荣，说明市场上有相当数量的商铜存在。在乾隆三十八年云南实行一分通商以后，虽说每年有约100万斤左右的合法商铜存在，但也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在笔者过去的研究中，根据云南铜业生产中官方定价与实际生产成本间的悖离情况，初步估算非法的私铜及合法商铜至少应占滇铜总产量的25%，云南铜业的生产才能正常维持(11)。但是，迄今为止，对于清代全国商铜市场体系的规模、结构和运行，还缺乏清楚的认识。 汉口位于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交通便捷，商贾云集。自明代中叶开始兴起以来，很快据其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根据罗威廉的研究，汉口人口在十九世纪初期，发展到了近100万人，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12)。毫无疑问，清代中期的汉口是中国中部最主要的商品聚散中心，这里的铜材市场，也是当时中国中部最重要的交易中心。石莹在199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已从官方铸币材料的采买着手，考察了汉口的铜、铅金属市场(13)。但这一研究对汉口商铜的来源及其他用途并未涉及。 本文旨在依据档案，进一步考察清代中期汉口铜材市场的规模、价格、用途等情况。汉口铜材来源和云南私铜的关系，更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在乾隆三十年底，爆发了清王朝与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历时四年多的大规模军事冲突(14)，从而引发了云南铜业的危机，这一危机也相应引发了汉口铜材市场的危机，给本文提供了进一步分析铜材市场运行的契入点，可对清代云南私铜与全国商铜市场的关系有更深刻认识，并进一步揭示，商铜的存在实际和官方钱法的流通顺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乾隆朝前期的汉铜市场：官方采购与商业用途 清代矿业的发展，以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为著。汉口依托适中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运网络，自然成为连结西部矿业和东部发达的金属加工业间的市场枢纽。早在清代前期，矿产品已经成为汉口最重要的六类聚散商品之一(15)。在这里行销的铜，被官方称之为“汉口商铜”、“汉镇商铜”，或直接称为“汉铜”。如乾隆十九年十月，“湖北巡抚张若震奏湖北宝武局鼓铸配用洋、滇、汉铜”(16)。将洋铜、滇铜和汉铜并举，这一直为官方正式的称谓。 从湖北宝武局设立铸钱开始，汉铜就成为其主要的铜材来源之一。乾隆七年，“又开湖北宝武局鼓铸。先是，五年，湖北巡抚张渠以楚北为水路通衢，商贾云集，需钱最广，而各属行使多系轻薄小钱，相沿已久，请采买滇铜以供鼓铸。至是办金钗厂铜。巡抚晏斯盛奏请复开宝武局，设炉十五座。每年开铸三十六卯，用铜铅锡六十万斤，铸青钱七万二千八百串，除去工价等项，配给兵饷”(17)。但由于金钗厂铜铜质低薄，折耗甚多，需要搭配高铜方可配铸。湖广总督命“北布政司买备汉口上好客铜，并令该司亲赴钱局率同监铸协办等官，详细试铸，悉心妥议。去后兹据署布政使安图详称……铸出钱文轮廓与前相同，而色泽较前青润光亮，且并无折耗”(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