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13)03-0017-05 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应该看到，当代中国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仍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产品供求平衡，保持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的良好势头，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仍然要进行长期艰苦努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走一条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历史与现实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深入剖析近代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演进，有助于加深对国情的认识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①。 总体而言，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并无质的差异，彼此之间的联系松散。鸦片战争后，这种局面被打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在主权遭受巨大损害的同时，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分解，沿海沿江一批通商口岸城市相继增辟，以这些城市为基点，资本主义企业陆续兴办，轮船和铁路先后运行，市场贸易和商业资本日趋活跃，新式金融业次第崛起，科学技术渐有传播，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空间距离增大，这些都给中国农村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济结构带来猛烈冲击，相当一部分受到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直接或间接辐射的农村经济开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诸如农产品改良、经济作物产销、种植技术和经营方式改进的主要动因，得助于中外工商资本的介入，与此同时，后者也因此在原料供应及其优质化、进出口贸易品种和市场的拓展、涉农企业的规模化经营等方面受益；而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动，在减缓农民生存窘困，增加其谋生途径的同时，也为起步阶段的近代工业和城市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撑，也多少有助于近代文化科技知识和技能的传播。 农村经济的上述结构性变动，同时也支撑和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的变革。有统计显示，鸦片战争后迄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是有所增长的。就农作物产量来说，确实增长极慢，年率也许不过0.5—1.5%，掣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但经济作物占农作物总产值的比重，由19世纪末的约10%增为1920年的17%和1936年的23%；加以棉种、蚕种的改良和烤烟的种植，基本上能满足当时工业发展对农产原料的需要②。应该说，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符合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要求，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又明显制约了这种关系的地域范围和实际效应。 近代中国的城乡关系是由通商口岸城市主导的，这些通商口岸城市的设立，则主要是服务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济扩张的需要。1904年，青岛的中国商人直言：“毫无疑义，青岛不是为中国人建的，自由港的好处首先要让德国人享用。”③1912年10月，孙中山曾尖锐地指出：“外人之在我国百计营求，无非欲握特别利权，冀达其自私之目的。”④通商口岸的基本格局，是由外国资本主义依仗不平等条约强行开埠后逐渐形成的市场格局所决定的，这种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城市分布的偏在，如沿海的上海、天津、大连、青岛以及长江沿岸的汉口、重庆等。进出口贸易是这些城市的主干，其不断增长带动了这些城市的交通业、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由商业贸易中心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或地区的经济中心，进而对相关的农村经济的演变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同一时期，更广大地区的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则处于相对迟滞状态，包括一些久负盛名的省会城市，如昆明、西安、兰州和西宁等。昆明自元代以来已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直到清末，昆明的人口始终没有突破10万人。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和1911年辛亥革命后，人口才超过10万。1937年，昆明“全市人口据市政府的统计是十四万七千余人，外人侨居者以法及安南人为最多，但实数尚不及五百人。柏油马路在昆明是见不到的，所有的路全是石板铺砌”⑤。曾在1929年途经西安的凌鸿勋记述：“西安是历史上有名的古都，地方大，城墙整齐，但已无往日的繁盛。我们一行四人抵达西安后，发现西安城内的旅馆都是简陋不堪。”⑥据1930年初的统计，兰州城市人口为9.5万人；西安为12.5万，只相当于1843年西安城市人口总数的40%⑦。1949年时，“西宁城乡人口数量五万，近代城市的电灯、电话、上水、下水、马路、公交一概没有，街道上晴天一身灰，雨天满街泥，因为是土路，不是水泥路或柏油路之故。总之，中世纪城镇面貌依然如旧。”⑧ 从近代中国城市的分布来看，其显著特点是经济相对活跃的重要城市多集中于沿海地带。清末民初在华的德国传教士卫理贤曾这样感慨：“我们不能被急剧变化中的表象蒙住了眼睛，外来文明对中国老百姓的心态的影响，决不会像表面上那么深远。我们不要忘记，上海和其他现代城市，只不过是中国的一小部分。”⑨其他如天津、青岛、烟台和济南等口岸或自开商埠城市，与内地城市也有很大差异，即使如开封这样不太偏远闭塞之地，与上述城市亦情景迥异，1906年在华游历的日本人宇野哲人记述：“济南与天津、芝罘、青岛等相近，受外国之影响颇大，市中到处可见我国之杂货，又多用东洋车即人力车。而开封离开港之地颇远，我国之杂货虽偶尔可见一二，而人力车则未曾入眼。”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