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历史贡献及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0)06-0099-05

       《管子》一书是管仲及其学派的思想集成，是一部先秦诸子时代的百科全书，共有86篇，现存76篇，约十六万字。其基本结构可概括为：思想溯源意义上的原创性内言、思想体系意义上的系统性经言、突出法家思想的过渡性外言及杂论意义上的拓展性区言[1]。它有近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论及经济问题的。《管子》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对后来的诸多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也直接影响了后世经济制度的建立与经济政策的制定，直至今天仍然具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一 《管子》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

       《管子》经济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并形成了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研究《管子》经济思想的文献较多，甚至日本、韩国等海外学者对此也有深入研究。但大多数文献是对《管子》经济思想的某些具体方面进行研究，对其内在逻辑的分析较少。而把握其内在逻辑对于深入理解与有效借鉴《管子》经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管子》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立足成就王道霸业目标，基于人性趋利避害前提，遵循“衡无数”规律，围绕“轻重论”主线，紧紧抓住粮食与货币两大重点，从分工与贸易、价格与货币、财政与官营、信贷与生产、消费与就业、国计与民生六个方面进行有效调控。其逻辑框见图1。

      

       图1 《管子》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

       《管子》经济思想立足于成就王道霸业的总目标。《管子》的主角是千古一相、扶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管子》正是管仲的学生及继承者对管仲成就王道霸业的相关思想、言论及实践的记录、编纂及提炼。“管仲的政治目的就是霸业。”[2]《管子》中尽管包含了以民为本、强国富民、侈俭并用、贫富有度、本末并举、轻重治术等基本思想[3]，但其经济思想的全部内容都是服务并服从于“成就霸业”这一总目标的，“强国富民”只不过是“成就霸业”的阶段性目标或者干脆就是手段。这正是其法家思想最鲜明的烙印。在《管子》的思想框架中，成就霸业需要处理好国(或君)与民的关系，即“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提到：“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管子·小问》则强调“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政事也”，也就是说，必须统筹兼顾强国与富民。然而，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管子·版法》云：“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管子·轻重乙》更明确指出：“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在人性趋利避害的前提下，国强与民富要想兼顾，就需要遵循“衡无数”，即动态均衡规律。“衡无数也，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衡无数，衡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4]。其意就是，供求关系与商品价格不可以通过人为干预而导致凝固不变，而应该巧妙利用价格波动与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进行动态调节。基于“衡无数”规律，运用“轻重论”来调控经济，是贯穿《管子》经济思想始终的一根主线。正如胡寄窗先生所说：“在《管子》的全部经济概念中，以其‘轻重论’为最突出而又最复杂，可谓变化多端，在这里我们看到《管子》作者天才般智慧光芒的闪耀。如果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则轻重论就是《管子》全部经济学说的基石。”[5]

       综上所述，《管子》经济思想基于人性趋利避害基本前提，利用市场动态均衡规律，运用轻重之法管理与调制经济，通过强国富民，达到成就王道霸业的总目标。这条逻辑主线贯穿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分工与贸易。《管子》中已经具有了朴素的社会分工思想，首次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将工匠、商人、农民与“士”并列。《管子》的经济思想，重农却不抑商，并强调商业与农业要协调发展。如果商业发展过快，就会同农业发展产生矛盾，导致“野与市争民”“金与栗争贵”的局面[6]。但商业的发展也应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万物通则万物运，万物运则万物戏，万物戏则万物可因矣。”(《管子·轻重甲》)《管子》中甚至形成了根据禀赋差异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思想，如齐国具有丰富的盐矿资源，而其邻国梁、赵、宋、卫、横阳都不产盐，齐国就应大力生产食盐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管子·地数》与《管子·山至数》还谈道：不宜发展农业的“漏壤之国”，就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用本国手工制品换回国内所缺乏的粮食[7]。

       二是价格与货币。《管子》对货币的基本职能已有比较清晰的认知，提出“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管子·山权数》)。国家宏观调控最重要的商品就是谷物和货币，“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管子·国蓄》)，“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管子·山至数》)。因此，人们应对轻重、贵贱之间，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调控，积极发挥货币这一工具在“制轻重”中的作用，操纵谷物的价格及供求关系，并运用货币和谷物这两个工具调控整个经济[8]。所谓“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平。万物之满虚随财，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管子·山权数》)。

       三是赋税与官营。《管子》反对国君进行掠夺式的横征暴敛。《管子·五辅》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但如何兼顾国富与民富呢?《管子》认为主要有三大措施：其一，减少直接税，增加间接税，以实现“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管子·国蓄》)；其二，减轻农业税，提高盐税，并按土地的肥瘠程度收取相应的土地税，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其三，控制关乎国计民生的矿山、森林、河海等重要自然资源，并对盐、铁等实行官营。《管子》中多次出现“官山海”“官天财”等词，“官”，就是“管”，即管控、垄断之意[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