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36(2009)04-0059-07； 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各派的思想言论中基本上都包含了诸如货币的起源、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的制度等基本理论内容，但货币价值的研讨则相对薄弱。货币数量说一直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中比较流行的货币理论，虽然也有不少人肯定货币的金属价值，但并没有形成较完整的货币价值论。货币数量说关注于商品和货币的相对比价关系，否认货币中价值的存在，是一种典型的货币名目论的观点。肯定货币价值的论者虽不否认货币本身的价值，但主张货币价值在交换中不起作用，自然也就不会去探讨货币的交换价值问题。货币价值论是货币理论的基础，货币理论的发展必然要以货币价值理论的发展为前提。中国古代货币价值论的薄弱必然会影响到货币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宋元时期的纸币流通理论。这一切诚如胡寄窗先生所说：“正确的纸币流通理论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货币价值论基础上。在缺乏一般价值论从而缺乏货币价值论的条件下，又受到时代的局限，纸币流通理论的瑕瑜互见，甚至瑜不掩瑕是势所必然的。”[1] 对于货币价值的认识需要建立在对货币本质理解的基础上。什么是货币的本质，在货币思想史上一直存在有货币金属论和货币名目论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在中国古代都存在过，但不及西方发展得完备。例如单旗的“量资币，权轻重”就是中国古代货币金属论思想的萌芽，因为他强调货币的价值尺度，主张足值货币流通，其“轻重”的概念就涉及到货币的自然重量。战国后期的墨家思想中也有关于货币价值问题的讨论，《墨子·经说(下)》：“买，刀(铜币)籴(谷物)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这段话大意是说，交易中货币(“刀”)与商品(“籴”)相互体现对方的价值，货币贬值(“刀轻”)商品价值就上升，货币升值(“刀重”)则商品价格不变也不算便宜。法定货币(“王刀”)不变，商品价格则不断发生变化，商品价格年年发生变化，则货币价值也将随之发生变动。南朝孔觊在《铸钱均货议》中提出的不惜铜爱工的主张也一直为后世的货币金属主义者所称道，因为他在当时的环境下提出了货币本身具有价值的思想，批判了货币名目主义视货币为“无用之物”的论点。但他没有讨论货币价值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只是从货币价值角度论证了盗铸的各种弊端。唐朝的杜佑从商品的角度创见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货币观点，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2]提出货币“一物”是用来衡量商品“万物”之“数”的。这一“数”是指商品自然形态的量还是商品内在的价值量则不得而知，但他已经发现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共同的等价关系。可惜在对金属货币的选择问题上，他仅仅根据历代货币流通的历史做了一些实用主义的解释，至于货币为什么可以“主”万物之数，他没有从货币价值的角度进行思考。北宋时商品经济较唐朝发达，货币流通更为广泛，货币思想也就有了新的发展。苏轼在谈到私铸问题时指出：“私铸之币，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3]明确主张货币金属论的观点。沈括在分析对外贸易与钱币外流的关系时提到“而外之所泄无过珉山之铁耳”[4]，说明他对货币的金属商品属性有所认识。马端临也表达过类似看法：“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岁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5]李觏《富国策》中也谈到货币，在论述货币的起源时，他说：“昔在神农，日中为市，致民聚散货，以有易无。然轻重之数无所主宰，故后世圣人造币以权之。”不少学者认为“轻重之数无所主宰”表示李觏已经认识到了物物交换缺乏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但就李觏赞成西汉贾山的观点：“古之人曰：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来看，李觏还是倾向于货币名目论的。李觏将货币的起源看作是圣人主观的创造，他没有明确说明“钱者，亡用器也”是指没有使用价值还是指本身就没有价值。他的所谓“轻重之数”也未必是指商品背后的价值，可能仅仅是指现实中价格的表现和相互的比价关系，这和当时人们对于“轻重”概念的理解程度也是相符合的。况且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当时的认识水平来说还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很难下定论说李觏已经触及到了商品的价值问题，但他将货币的产生和物物交换的不便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与前人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南宋时期纸币开始流行，关于纸币的流通状况成为这一时期货币思想关注的主要内容，讨论的问题集中于对纸币流通的肯定和否定之争，如何稳定纸币币值的问题(主要解决纸币贬值问题)，不兑换纸币和兑换纸币之争等方面。由于当时的思想家认识不到纸币仅是一种价值符号，是金属货币的代表，因此其主要的货币理论都是错误的，无论是肯定纸币流通还是反对纸币流通，都未能从货币价值论的角度做出正确的认识。尤其是货币名目主义者，在否定金属货币实际价值的前提下又将纸币等同于金属货币，自然提出的基本观点更是错误。如辛弃疾在论纸币时就提到：“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6]他从实际使用价值的角度考虑，将纸币和金属货币等同，承袭前人的数量价值论，将会子贬值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纸币发行量太大。宋孝宗是南宋比较重视纸币币值稳定的皇帝，他通过限制纸币发行的数量，用白银兑现和向政府输纳时钱会中半等措施提升原本贬值的纸币币值，并论述了纸币发行的数量和纸币币值的关系：“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7]这种观点，成为之后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关于纸币流通的基本观点之一。但这种观点缺乏对货币价值的深入思考，也只是说明了纸币流通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而已。 相对于货币名目主义者对纸币发行数量的关注，宋元时期的货币金属论者大多反对纸币流通，并且或多或少是从对金属货币价值认识的角度来阐述纸币的价值。但囿于对纸币价值符号的认识，将纸币和金属货币等同，因此对纸币价值的研究只能从货币材料及使用价值方面进行考虑，往往得出纸币乃“无用之物”的结论，成为他们反对纸币流通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苏轼反对四川的交子流行，就是因为纸币无实质价值：“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币，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8]叶适主张以足值的铜钱为货币，认为用纸币则“一朝而轻千倍”，这里的“轻”指贬值，价值低。纸币价值低的原因是由于“赍行者有千倍之轻”[9]，即纸币的重量轻，因此他反对纸币流通。许衡则将纸币的低价值和作为财富代表的实际商品相对比，得出不可“虚券以易百姓之实货”的结论，并把这种“虚券”和“实货”相交换的现象比作神仙的“点金之术”：“夫以数钱纸墨之资，得以易天下百姓之货，印造既易，生生无穷，源源不竭，世人所谓神仙指瓦砾为黄金之术，亦何以过此。”[10]以此说明纸币和实货相比是没有价值的，认为这种“虚券”犹如“瓦砾”，“虚券以易百姓之实货”就相当于把低价值的瓦砾当成贵重的黄金来使用。因此，许衡反对这种无价值的纸币流通。宋末的马端临和王袆都认为货币是“无用之物”，但两者不同的是，马端临认为金属货币的币材是“适用之物”、“可贵之物”，肯定了它的使用价值，而纸币是真正的“无用之物”，要使这种无用之物在流通中充当金属货币的作用，就必须以纸币的币值稳定为前提条件。王袆认为货币是“无用之物”，无论是金属货币铜钱还是纸币楮，其无用就在于没有像商品那样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但同样作为货币，“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11]可见，他已经认识到了纸币是虚的价值符号，金属货币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