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590(2020)06-0005-07 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围绕包产到户的激烈政策争执整整持续三年，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开始，到1982年1月中央1号文件宣布农民可以自主选择结束。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谈话，是包产到户持续争论三年中的重要事件，对包产到户在贫困地区获得政策认可有重要作用。但这次重要谈话并没有终结政策争论，而且后续争论更加复杂激烈。围绕包产到户是否可由农民自主选择，争论又持续了一年半多。在这一年半中，邓小平再未表态。解决政策争端的根本推动力量是农民，是农民锐不可当的自发包产到户造成了既定事实。 关于包产到户的政策争论最初爆发于1979年春天，不仅发生于高层内部，也见诸于公开媒体。1979年下半年，高层在沉寂，基层在蔓延。随着1980年农村工作计划提上高层议程，包产到户成为更加现实而紧迫的政策问题。 1980年1月31日下午，在国家农委召开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上，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华国锋发表了否定性意见，强调包产到户不属于政策允许的生产责任制，对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随后，华国锋请邓小平讲话，邓小平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1]。 会议结束当天，即2月2日，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讲话，代表中央对会议做出总结并部署1980年的农村工作。讲话长达两个小时，涉及当时农业工作全面安排，落脚于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讲话没有直接批评包产到户，与他此前在农委内部谈话中尖锐指责包产到户的态度有明显不同。但是，讲话基本倾向体现了他与华国锋立场一致的态度。针对邓小平说的让少数地区先富起来，王任重强调：“先富起来，主要是集体富起来，个人依靠集体富。江苏华西大队四百元，主要依靠集体。”① 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王任重强调：“责任制必须因地制宜，多种形式，不要搞一刀切。不要说不搞的是思想僵化、半僵化，是思想错误；也不要扣帽子，说联系产量责任制、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在特殊条件下，允许包产到户，但不要刮风。已经包产到户了的，要采取耐心细致的方法，把集体提高上去。包产到户也可以发展集体副业。江苏华西大队核算，没有搞包产到队，搞定产、包产到人。包产超产要奖励，不要搞全赔全奖。”关于农业经营未来模式，王任重提出：“看来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搞专业队，各种专业队，林业牧业，农业工副业等等，搞专业分工。”②最后，王任重重点阐述集体经营体制的优越性，归结为九条，说：“今天要重申农业集体制的优越性：一，可以地尽其力；二，可以物尽其力；三，可以人尽其才；四，能不断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五，便于抗拒灾害；六，能实行机械化和科学种田；七，能在发展生产基础上建设新农村；八，能逐步建立劳保福利制度；九，能大大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水平”。③面对包产到户的激烈争执，在这样的场合如此强调集体经济，其基本立场是清楚的。 王任重讲话开始，先介绍了一个重要情节：“昨天，我接到胡耀邦同志来信，信里说，希望这次会议讲话的中心，是让农村尽快富裕起来”。“接到胡耀邦同志来信，我就回电话说了，也就是讲这个。”王任重随即申明：“今天讲话的中心内容，是讲加快农业发展，使农村尽可能快地富裕起来”。④显然，与胡耀邦一样，王任重试图努力调和政策立场冲突。 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之后，1980年3月6日，国家农委印发《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就基本政策精神来说，与1979年3月农委会议纪要相比并无重要改变。文件说：“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就全局来说，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2]与1979年3月农委会议纪要比较，“不许包产到户”变成了“不要包产到户”，口气有所缓和。这种表述与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文件一致。这个会议纪要还指出：“至于极少数集体经济长期办得不好、群众生活很困难，自发包产到户的，应当热情帮助搞好生产，积极引导他们努力保持、并且逐步增加统一经营的内容，不要硬性扭转，与群众对立。更不可搞批评斗争。”[3]显然，此时的文件还在试图扭转包产到户，但方法比较温和。 1979年3月会议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发，1980年会议纪要作为国家农委文件下发。农委文件下发以后，地方政策选择可以说是各取所需，继续分化。就一般地方来说，还在坚持会议基本精神，就是不许包产到户；在一些勇于突破的地方，仍然在想办法突破，最典型的是安徽。原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回忆：“会议结束我回到安徽，会议大体情况我向万里做了汇报，并向万里请示，这次中央会议纪要、会议精神要不要传达。万里说：算了吧，我们省农业会议刚开过，下面正在执行，你这个会议精神与我们省委的会议精神不一致。所以，这次中央开会的会议精神安徽没有传达。”[4]万里在安徽的做法很耐人寻味。中央出现不同声音，万里深谙内情，所以大胆自主，使地方获得了自主决定政策的政治空间，这恰恰是改革发生的重要条件。 与安徽勇于突破的做法相反，中央农口机关则在加紧对包产到户的批评围堵。当时，国家农委的政策刊物是《农村工作通讯》。这是1950年毛泽东倡导并题写刊头的杂志，在农村工作领域具有很高权威。在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不久，该刊1980年第二期发表了印存栋的文章《分田单干必须纠正》，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就是分田单干，破坏了集体经济，“是方向路线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第三期发表杜润生的文章：“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当前有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我们的意见是，坚持中央《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有人说，既然副业可以包，为什么大田不可以包?道理就是因为，大田是主要作物，主要产量，主要收入，是农村经济的主导部分。把这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巩固铸住，才能有条件地利用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如果这部分也滑到个体经济，那就全面成为个体经济了。”杜润生进一步解释：“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来，改变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5]同期《农村工作通讯》还发表了署名刘必坚的文章：“包产到户是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丧失信心，否定了统一经营，有什么生产责任制可说呢?由此可见，包产到户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它实质上是退到单干”。[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