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41－09 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道格·麦克亚当为代表的一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围绕革命、社会运动、民权运动、民主化运动等问题进行讨论，他们试图为世界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重要事件提供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随着《抗争政治》等研究成果的相继问世，社会抗争研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门议题，蒂利等人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频发，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俨然成为各种类型社会抗争登台表演的实验剧场。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触角伸进中国，中国学者从中汲取有益的理论资源，开始研究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抗争问题，形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视角。那么，西方社会抗争研究形成了哪些理论范式？中国学者的社会抗争研究依凭什么理论、立足何种视角？本文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上述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文献梳理。 一、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理论范式的演进 从理论渊源来看，社会抗争研究缘起于对革命、造反和社会运动的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传统。按照不同的理论出发点以及代际关系，西方社会抗争研究的理论范式经历了从心理怨恨理论、弱者武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到政治过程理论的演进。 1.心理怨恨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挫折—攻击”的逻辑关系。1970年，格尔(Gurr)出版了《人们为什么要造反》，该著作在社会运动的背景部分讨论了大量的社会结构因素，包括社会变迁、政治危机、经济转型等。格尔的开创性贡献在于运用“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一个概念分析民众的造反行为。格尔认为，社会的急剧变迁会导致个人实现能力小于个人的期望值，人们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强。”[1]相对剥夺感的大小有助于解释人们参与造反活动的可能性。与格尔的理论相类似，詹姆士·戴维斯在《为什么人们起义》中提出了“J形曲线”理论，该理论认为，最容易发生革命的时刻点是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突然出现短暂的逆转。这个突然出现的逆转点就是革命的爆发点。“J形曲线”理论和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有着共同的心理学原理，即社会普遍的心理怨恨容易导致极端的社会行动。 在政治学领域，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问题时提出的“差距假设”理论与心理怨恨理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他指出，“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寻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求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的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2]在亨廷顿看来，由社会颓丧和不满而产生的社会挫折感将对社会稳定带来严峻挑战。 2.日常抗争理论。该理论是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研究农民抗争行为而提出的一套理论解释框架，具体包括“生存伦理”、“弱者的武器”、“隐藏文本”。1976年，斯科特发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阐述了缅甸、越南农民的“生存伦理”和“安全第一”的道义经济，并在书中用“生存伦理”解释了东南亚农民的反叛问题。他认为，农民反叛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也与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有关。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东南亚农民日益陷入贫穷的境地。农民为何反抗？如何反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斯科特通过对马来西亚塞达卡地区农民的研究，提出了“弱者的武器”、“日常反抗”等概念。他指出，农民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处境，塞达卡农民完全认识到农业技术化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冲击；只是他们认识到公开反抗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所以采取了一种“日常反抗”的方式以获得保全和生存的机会。农民有两种形式的反抗：日常反抗和公开性质的反抗。[3]所谓日常反抗，其特征是无组织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且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系的融合。日常反抗的具体形式包括了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斯科特并不同意将这些日常形式的非正式反抗视为无足轻重和毫无意义的。这类反抗的技术长期以来正是最有意义和最有效的，因为它们适合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点。日常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社会运动。然而，农民这些卑微的反抗行动却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千上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航船的搁浅或倾覆。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为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4]斯科特进一步指出，“这些武器也并非为农民所专有，人们在观察中不难发现，官员和地主也经常抵制和破坏那些于己不利的国家政策。”[5] 1990年，斯科特出版了《反抗的支配与艺术：从属群体的隐藏文本》，推出了“隐藏文本”这一概括农民行为选择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性概念。通过这一概念，斯科特进一步阐述了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为理解支配与反抗提供了新方法。 3.集体行动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提出，当一个集体变得越来越大时，宁愿“不劳而获”的“搭便车者”就越来越多，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因为集体越大，增进集体利益的人获得集体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任何一个个体所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小；集体成员的数量越多，组织的成本就越高。这就陷入到“集体行动困境”之中。走出“集体行动困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只有集体中最重要的成员才有足够的兴趣担当领导，为集体谋利，为组织提供公共品；二是给集体的成员施加纪律约束；三是给集体的成员提供“选择性激励”。[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