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82 体制变革研究一般对引发变革的直接事件(如政变或社会运动)更感兴趣。而实际上，事件发生过后的那段时间似乎更为重要，因为民主制度正是在此期间建立起来的。对于曾经身处威权国家的公民而言，这一民主巩固阶段无论在政治还是社会意义上都意味着一次重要的转变。与以往的宏观研究不同，本文试以中东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为例，运用三种方法——社会化模式、“现代化”(或经济)模式和终身学习模式，探讨微观层面的民主巩固问题。 转型社会中民主支持的发展 经济的作用是民主产生与生存研究中的一个持久有力的因素。例如，普沃斯基和利蒙吉就认为，民主化一旦发生，民主政权只有在那些处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国家才能生存。然而，经济繁荣究竟是怎样影响这个持久的民主化过程的？观察民主政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通常依赖于宏观数据。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有着缜密的方法和深刻的洞察力，但在整体上忽略了民主引入或建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众对民主政治文化的支持。 民众的支持是决定一种政治制度能否被接纳为合法制度的关键要素。它对于这个政权的生存几率具有极大的影响。由于曾受到威权主义社会化的影响，新民主国家的民众往往将政治甚至将民主理解为一种理想。 政治社会化在民主巩固中的作用 与传统民主国家不同，新民主国家对新政治制度的接纳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差别便是政治民主化所起的作用。在传统民主国家，由于民众终身都在被社会化，所以他们下意识地支持和接受这一政治制度。在成年伊始，他们就形成了一套支持和符合这一制度的政治观点和态度，并深信民主是适合其国家的惟一可能的制度。在其日后的生涯中，这些态度反过来成为制度支持的一个基础。 在转型之前，东欧国家的大部分民众也曾受到类似的政治社会化，并深信，他们的政治制度是适合其国家的惟一可能的制度。然而，1989-1991年的政治动乱深刻、急剧地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也为我们了解体制变革对以往通过政治社会化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仰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体制转型当然不是政治研究中的新话题。但是，东欧等地的民主转型却尤为不同。可以想见，这些国家的民众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熟悉民主概念，但他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可能与西方的民主原则——如多数统治、少数民族权利、个人自由、多党制或代议制政府等——大相径庭，这就导致他们在评价现行民主制度的时候产生认知上的不协调。 对于未曾受到社会主义政权影响的那些人而言，对于新环境(特别是西方的民主原则)应当更容易适应一些。政治社会化研究表明，在人处于青春期和成年期早期时，历史事件对人产生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年青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基于此，我认为，东欧的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对民主持更加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曾受到冷战言辞的影响，因而更可能分享西方国家的民主原则。 鲍尔斯(Powers)和考克斯(Cox)在研究中还发现，在共产主义建立之前(即20世纪40年代末)受到社会化的那些人，更倾向于对民主采取正面的看法。这表明，民主支持与出生队列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综上所述，曾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受到政治社会化的东欧人民较难适应新的民主制度，这一点不受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时代只有童年记忆的年青一代则对新民主制度持有特别正面的态度。有鉴于此，本文特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在冷战期间受到社会化的一代人要比冷战前和冷战后的人对民主制度有着更加负面的评价，而无论他们对经济的评价如何。 代际差异与经济成效 经济形势对政治态度的重要意义在美国和西欧的政治行为研究中早有述及。同样，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民众在评价新的民主制度时也“更像银行家，而不像农民”。因此，民主在东欧得以巩固的一个关键是民众是否觉得他们从转型中获益。于是，我们可以就成效模式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二：相对独立于代际社会化，民众对经济形势的评价越积极，其对民主制度的支持就越大。 既不……也不…… ——民主转型的终身学习模式 社会化模式和经济成效模式都建立在经历的基础上。不同的是，前者侧重早期生活经历，后者侧重成年经历。终身学习模式则兼而有之：它既承认后天经历的重要性，又承认早期生活经历的关联性。 就东欧而言，社会主义社会化被认为对支持民主具有负面的影响(假设一)，而经济评价则对支持民主具有正面的影响(假设二)。由此可见，虽然负面的代际差异仍然存在，但将会受到基于乐观经济评价之上的正面修正。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假设三。 假设三：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价越高，在民主支持层面上的代际差异就越小。 为了检验共产主义时代对民众的政治支持的影响，也为了检验以上三个假设，下面我们将从年龄、出生队列和年代效应这三个方面分析。 区分生命周期、队列与年代效应的方法和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