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文艺学研究不断地陷入一种理论的末路情绪之中。“理论的死亡”、“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种种“理论之后”的质疑性论断不绝于耳,“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见识。理论高峰的背影还未远去,理论低潮的暗流就开始蔓延。理论的危机正让文艺学研究经受新一轮的话语洗礼,也预示了当下文艺学研究正经历某种动荡,甚至是大的转折。但当前文艺学研究中对理论危机的解读和应答也是非常含糊的,特别是对“理论之后”问题更存在着多种理解方式和路向,各种阐释间隔和缝隙因此也暴露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对“理论盛宴”的额手相庆,还是对“理论危机”的悲观消沉,都体现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价值更替变幻多端的格局,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中的一种尴尬的处境,是一种理论融通的困难。在这种困难面前,新潮往往也意味着严重的滞后,仅仅触及某种理论生长语境的相关性,并非意味着一种合适在理论姿态已然生成,更不等于我们能够有效地介入理论发展的最新格局。所以,面对“理论之后”的种种猜想和臆断,需要我们做的仍然是审慎的理论把握。 一 “反理论”:学科互涉与理论融通的可能与困境 就像当初各种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学界迅速抢滩登陆、全面开花一样,中国当下理论生态和发展空间中“理论之后”情绪传播之快之广依然是空前的①。表面看来,“理论的死亡”、“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种种“理论之后”声音好像是与保罗·德曼、斯坦利·费什、特里·伊格尔顿等西方文学理论家的观点有关;他们曾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类似的观念,如保罗·德曼在20世纪80年代曾发表了重要论文《对理论的抵抗》,斯坦利·费什则在他著名论文《这门课里有没有本文》中提出了“理论无用论”的宣言,特里·伊格尔顿则在2004年出版了《理论之后》。由于他们的某些宣言性的论断,我们往往把“理论的死亡”、“理论的终结”、“理论的抵抗”、“反理论”等预言和判断笼统地称为“理论之后”的问题,并将之视为一种文学理论层面上的变局。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依据,但也不排除其似是而非之处,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之后”问题的起源语境来看,还是从它本身所蕴含的问题性质来说,“理论之后”的问题都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声音,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理论话语,仅仅将“理论之后”视为一种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悲观预言更是不全面的。 首先,“理论之后”并非是一种“理论”,它不是一种稳定的、有明确思想指涉的理论观念,而是一种理论发展的趋向,预示了一种理论发展的转折。其次,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判断,“理论之后”仍然是一种西学话语,这种“西学话语”不但由来甚久,而且声音、面目、立场不一,其中不乏严肃认真的理性思考,当然更包含某些混乱的理论观点和立场。再次,作为一种“西学话语”,“理论之后”体现了一种元理论形态的思想情势,这种思想情势与当代西方文学文化理论的发展现实相关,但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了一种理论生产与更新层面上的“瓶颈”化困境,包孕着一定的思想策动的能量。从这三方面来讲,若想更深刻地把握“理论之后”问题的内涵,恐怕还需要我们认真做些思想整理和理论爬梳工作。 作为一种理论发展趋向,“理论之后”最开始并不具备文学研究上的普遍性,它并非是直接针对文学理论研究而言的。这并不是说它在理论上不成立或者说是一个“伪问题”,而是说它本身其实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意义指向。不但“理论之后”中的“理论”的含义非常广泛,而且“理论之后”中“之后”的说法其实也难以厘定其意指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之后”说的并非仅仅是厌烦了某些凌空蹈虚的宏大理论,在理论已近黄昏之时而体现出的那种“欣快症”倾向。这种印象分析和情绪判断和“理论之后”的问题并非发生在同一层面。作为一种印象分析和情绪判断,我们尽可以发泄种种关于理论的不满,但作为一种理论发展转折的整体性判断,“理论之后”则涉及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整个人文学科发展的某种隐蔽的思想情势变化,揭示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走向。这其实就上升到了理论生产与知识更新的高度。 在当代西方人文学科整体发展中,最早在理论层面上显示出的知识生产与知识更新的某种隐蔽变化情势的,是所谓的“反理论”思潮。20世纪80年代,西方一批伦理学家,如威廉姆斯、泰勒、麦金太尔等,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伦理学的“反理论”运动。这场运动针对的是“现代道德理论”,反对的是伦理学研究中那种脱离文化和历史语境、对照单一标准以通约的道德理论的狭隘性。这场“反理论”运动曾在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研究中产生重大影响,它对那种普适性的、对照单一标准以通约的元叙事理论合法性的怀疑,深深触动了人文学术理性的叙事逻辑,并因此影响了伦理学研究的理论走向。现在看来,它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理论之后”的问题,但无论是现代道德理论,还是文学与文化理论,那种脱离文化与历史语境的元叙事理论,都面临着来自文本与历史的质疑。正是因为如此,这场离我们现在“理论之后”研究并不久远的“反理论”运动不该被遗忘。无论是伦理学研究还是文学研究、美学研究,在面对元叙事理论的合法性的层面上,它们的“问题性”都是一致的。 除了威廉姆斯等人的“反理论”运动之外,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哲学,其实也包含了某种“反理论”的意味。这要追溯到罗蒂和维特根斯坦。美国哲学家罗蒂曾经提出了一种明确的“反本质主义”哲学。罗蒂所谓的“本质”,是与哲学上那种非历史主义的终极真理观联系在一起的。在《后哲学文化》中,罗蒂将那种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哲学称为“大写的”哲学。他认为,所谓“后哲学文化”,就是这种“大写的”哲学消失的文化。因为“后哲学文化”不再相信终极实在的本质,在“后哲学文化”时代,“将不存在任何称作‘大写的’哲学家的人”;“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者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②。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提出了一种哲学和美学上的“反本质主义”观念。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词与对象的对应指称关系并非语言的本质图像,语词的意义并不是由它与对象的指称关系确定的,而是通过它的“用法”确定的。维特根斯坦借这个观点指向了一种哲学上的困惑,那就是在哲学上,我们通常力图为每个名词寻找相应的实体。在他看来,这种实体的存在只是某类“语言游戏”的一种“用法”而已。他用“家族相似”的概念来说明这种“语言游戏”的实现规则。所谓“家族相似”,就是说,“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相互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③。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深刻地解构了语言分析的本质主义理论规则。正是因为词语在“语言游戏”中形成了一个“家族”,所以要寻找语词在逻辑上统一的“本质”是不可能的,它的意义只能存在于家族成员中的某种相似性。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认为美的本质研究也是如此。他提出“美”只是个形容词,并认为“美”的概念存在很多危害,美的本质、美的“理论”也只是一种用语言描述的东西。他甚至提出:“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思考中没有任何假说。我们远离一切的解释,而只是以描述来代替它。”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