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尼采、叔本华、康德、席勒等西方美学大师的审美主义思想的重新发现，激活了中国当代学者言说审美主义的渴望。但庞杂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想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着一条清晰的内在演进线路。综观近年学界的相关论文论著，其对“审美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比较混乱。因此，我觉得无论是从总结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而言，还是从推动当下审美主义研究来说，对其进行归纳梳理都显得相当必要。 一 在阐述和理解文学（文艺）本质和文学（文艺）研究重心时，从本体论的层面突出文学（文艺）的审美本性，强调审美的超越性、审美的独立性、审美的纯粹性，这是当代中国学界使用审美主义这一术语的一个重要层面。 王元骧先生就是在捍卫文学审美本性的意义上，使用审美主义这一术语。近几年文艺理论界围绕文艺学的边界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主张开疆拓土倡导文化研究的学者与坚守阵地强调文学审美本性的学者，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王元骧先生的《文艺理论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显然是回应这一论争的。该文指出，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在我国出现了一股消解文艺的审美属性，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相混同，并企图以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来抵制审美文化的“文化主义”。在王元骧先生看来，这种“文化主义”立场一味俯就人的感官、欲望，只会进一步助长当今社会人的物欲化倾向，并指出把文化研究看作文艺理论研究的“当代形态”，不仅是一种认知错觉和思想误导，而且也有悖于文艺理论的品格①。王先生对文化研究派消解文艺审美属性的指责是否有失偏颇，已超出本文的论题，这里不作辨析，他以“审美主义”来对抗“文化主义”的意图却是相当明显的，或者我们可以说，王先生之所以要这么坚定地表白自己的审美主义立场，正是为了与他不满的“文化主义”相抗衡，以捍卫文学的审美本性。章长城先生在对王国维审美主义思想的阐释中，也是这样理解审美主义的，他认为，王国维强调“重文学自己之价值”，奠立了文学审美自律体系的基石，他先是用艺术，最后是用生命践行了对审美独立的伸张，并认为王国维的审美主义思想对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怎么褒扬都不为过的②。 陈吉猛先生虽然对囿于审美谈文学的固守阵地做法表示了不同看法，认为文学之为文学是多种规定的综合，是多方面本质因素协同合作的结果，文学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不是一个审美就能限定的，审美并没有特权，强以审美以制文学，只会遮蔽文学，钳制文学，寻求对于文学的全面性、整体性的理论掌握，对于推进我国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并且指出，新时期文学理论审美主义倾向在争取文学独立、使文学摆脱束缚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庸地位的意义上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而在文学理论研究拓展深入的今天，应该反思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审美主义局限，但是，在对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审美主义倾向的概括中，还是不难看出，他所认为的审美主义主要是对审美的超越性、审美的独立性、审美的纯粹性的强调③。这从他以审美主义来“命名”新时期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审美体验论、审美感性论、审美形式论、审美超越论和审美本质论这一理论主张中，我们清楚地看出陈吉猛所谓的审美主义，亦是从对文学审美属性的维护和坚守来理解的，即便他本人并不主张在文学理论研究中狭隘地维护和坚守审美这块阵地。 董希文先生《矛盾与悖论——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文论发展滞后探因》中所谓的中国现代审美主义文论发展滞后，其实说的就是中国现代文论缺乏注重艺术自律强调审美本性的传统④。肖鹰先生之所以把在现代性批判中往往被视为截然相向的科学和审美主义捆绑在一起来探讨，强调的是科学和审美一样坚持宇宙的内在和谐和完整秩序，并且要求科学本身从理论形态到内容都表现这个宇宙的和谐和完整⑤。从肖鹰对科学的审美主义的阐述，不难看出他所谓的审美主义对审美纯粹性的情有独钟。 陈学祖先生和黄卓越先生则在阐述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陈学祖先生认为：中国诗学中存在着两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一种是以伦理的“善”为价值标准，一种是以艺术的“美”为评价尺度；与以伦理的“善”为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的儒家伦理主义诗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经过汉代谶纬之学以及后来的佛教思想影响的庄禅玄学为基础、中间以通过人物品藻和言意之辨向诗学转化的魏晋玄学为过渡、终以六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的某些审美思想和钟嵘《诗品》“滋味”论的产生为标志的另一诗学传统，是以艺术的“美”为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的。陈学祖先生把后者称为审美主义诗学传统。这种命名强调的是，与儒家注重事功的诗学传统不同，道家（包括玄学和佛学）拒斥礼法观念和政治功利，能够站在比较超脱的审美立场来观照诗学现象，并以其所崇尚的生命本真和自然性情、追求精神超越的价值向度作为评价诗学现象的尺度，树立了与儒家诗学截然相反的审美感性立场⑥。黄卓越先生在使用审美主义这一术语时，与陈学祖颇为接近，但与他侧重从精神超越来理解审美主义之精髓稍有不同，黄卓越更侧重从形式感的加强这一方面来理解审美主义倾向。黄卓越所谓的“审美主义倾向”，指的是与永乐年间的重事功、重义理的台阁体文学所显示出的尚质论文学观相比，明弘正间的茶陵派与前七子派为代表的文学力量对尚质主义的诗学理念构成冲击，诗文创作中的审美要素得到了大幅度增强。该文没有对“审美主义”这个概念作任何的阐述和界说，但通读这篇2万多字的长文，我们不难看出黄卓越在尚质主义对立面的意义上使用审美主义这个概念，几乎把审美主义视为“文学性”的代名词⑦。他之所以从审美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弘正年间的文学，主要在于这期间的文学与“载道”说及“世用”说盛行之时的尚质主义、义理主义通行而诗道沦陷不同，大力倡导文学性，显示出强劲的审美独立性。 当代艺术家李强先生《重申审美主义》一文，虽然已防御性地把自己的立场与唯美主义的“纯艺术”倾向划清界限，但其中对审美纯粹性、独立性的捍卫亦是旗帜鲜明。李强先生之所以要重申审美主义，缘于他对当前艺术过于社会化、哲学化倾向的不满。他表示，大量的艺术家变成了社会学家、政治家，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政治思潮的运动之中，艺术被完全作为了社会批判的武器，重申审美主义，就是让它对无聊的生活和艺术现状起到一点消毒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在无处不在的‘规训机制’之中，在人被异化的‘后工业社会’之中创造一片净土，世界自身不能生产这样的地方，而艺术可以。”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