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H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1)02-0149-06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思潮向解构主义的转变，文学阅读与批评也由有机统一的意义结构研究向多样化、零散化的意义阐释方向发展。罗兰·巴特以“作者之死”的宣言成为解构主义的先锋，消解作者意图的权威同时意味着“正读”的隐匿，读者阐释的自由得到了极大张扬，巴特本人的批评实践在文本的狂欢中充分证明了“误读”的可行性。与此同时，随着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传到美国，以耶鲁学派为阵营，掀起了文学批评领域的解构思潮，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文学阐释的无限多样性受到重视，“误读”作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关键术语脱颖而出。“误读”作为一种口号和宣言最先由布鲁姆提出，成为作家主体克服“影响的焦虑”的策略，而后扩大到阅读领域，获得合法地位；德·曼、德里达、米勒等人则从语言修辞的角度，把它作为一种解构式的修辞性阅读来倡导，鲜明体现出这一流派的意义观和文学观；之后，德里达与米勒共同推动着误读理论向文化批评方向的转向，作为一种方法论逐步渗透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各个层面。本文对误读理论的发展做历时的梳理，对这一理论所产生的思想背景做多方面的分析，力求达到对解构主义误读思想的总体把握。 误读理论的准备：作者权威的瓦解 在解构主义思潮之前，文学阅读与批评活动追求确定性的意义，即使文学文本有多义性，最终也要在一定范围内达到统一，而统一的重要标准是作者意图；在解构主义思想渗入文学活动之后，统一性思想不再有效，文学文本的多义性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传统的各类“正读”反而成为相对性的概念，只是绝对“误读”的一个层面。误读理论作为解构主义批评的阅读理论，对传统的作者观、文本观、读者观都有消解式的冲击，与新的文学观念密切相联。因此，讨论误读理论的发生历程，首先应从解构主义文学观念开始。罗兰·巴特是结构主义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开山之人，虽然他从未在理论上专门谈到“误读”这一概念，但他前后期的理论转变充分体现了传统“正读”观念向解构主义“误读”思想的变化。因此，本文把巴特视作误读思想的最早实践者来进行研究。 巴特对误读思想所作的理论准备，首先在于他著名的“作者之死”思想所发挥的消解作者权威的作用。60年代末巴特在德里达的影响下转向解构主义理论和批评，1968年《作者之死》一书是其转向的标志。巴特一反传统，否认作者是意义的来源，作者并不领先于文本，只占有文本的主语位置，只具有语法意义，不再是文本的源头和支配者。文本呈现出客观性的特征，成为一种半成品，本身没有意义，有待于读者阅读的参与和发掘。只有通过阅读，才能支撑起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这就给予读者更多的空间，使之在面对作品时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作品的创作和完成。“作者之死”打破了传统阅读领域对作者权威的推崇，作品在创作出来之后成为与作者无关的客观文本，任由读者从各种角度和立场进行阐释，这样读者也参与了写作，领略写作的乐趣。既然作者权威不复存在，正读也就失却了原有的标准，误读也就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巴特“作者之死”理论不宣自明地为“误读”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 作者的中心位置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读者阐释权利的扩大。在《S/Z》开头的《评估》一节中，巴特就针对传统文本和现代文本的差异，对文本作了“能引人阅读者”和“能引人写作者”的区分：“能引人阅读者”文本与代码一致，知道如何阅读，但不给读者留下多少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是文本的被动消费者；“能引人写作者”文本付诸写作，鼓励读者的创造性阅读，尊重读者阅读中的选择权利，读者是文本意义的生产者和创作者。巴特对“能引人写作”文本的发现使文本具有了再创造和多重阐释的可能性，文学文本都包含有可写性，文本意义也就具有了多元的、零散的特征，具有“误读”的可能性。“文学工作(将文学看作工作)的目的，在令读者做文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1]56巴特关于“可写的”文本观念，消解了传统作者和读者、创作与批评之间的界限，读者的阐释被视为对文本的一种写作，这是解构批评的一个创举。 巴特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贡献，不仅是在理论建设层面，更表现在批评实践上的身体力行，充分显示了读者进行误读、自由阐释的可行性。《S/Z》这部批评著作是巴特解构式阅读方式的一次实践，标志着巴特完全转入解构主义。本书对巴尔扎克小说《萨拉辛》进行了解构，将《萨拉辛》拆解成561个词汇单位即“读解单位”，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分析主题；然后，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五个符码：解释符码、行为符码、语义符码、象征符码、指示符码，每个代码系列生成不同的意义，显示了阅读的自由创造性[1]83。虽然他对五个符码的分析采用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关于功能和序列的思想，但已不再追求结构的统一，五个符码间没有逻辑联系，不能构成同一性的意义系统，并且它们也只是从无数可能的代码中挑选出来的，不能代表全部意义。巴特以意义的零散状态来解释文本的内在冲突，甚至现实主义小说也不存在确定的意义，因此不同于前期的结构主义批评。稍后发表的《文之悦》(1973)、《罗兰·巴尔特自述》(1975)、《恋人絮语》(1977)则更是类似于德里达解构风格的作品，以“散点透视”、结构消融、片断话语来追求写作的愉悦，超越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严肃使命。 巴特从“作者之死”的立场出发，赋予文本以“可写”性，文学语言具有“漂游”的性质，读者具有自由阐释的权利。由此，巴特的阅读观念体现出鲜明的解构色彩，是解构主义的误读理论。需要注意的是，巴特的误读思想并不像德里达那么激进，德里达强调文本的能动性、文字本身的延异；巴特则强调读者的主动性、对文字的消费和文本的愉悦，倡导享乐主义美学。也就是说，巴特的误读实践虽然取消了作者的主体性，但还是保留了对读者主体的重视，通过对文本编码的拆解和重组改变追求文学文本单一意义的传统阐释方式、洞见文本内在交织的意义网，其最终目的在于获得阅读的快乐；德里达、德·曼的误读理论则完全摒弃了主体，把阅读视作文本的狂欢、语言的自由嬉戏，解构的意味更强烈。巴特后期的理论清除了传统文论作者权威的障碍，其批评实践显示了解构批评在意义阐释方面的力量，是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中重要的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