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2-0094-07 文学史研究不是流水帐的记录和梳理，而是在对文学的发展过程的关注中寻觅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解释。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经写过一些论文发表意见，并且曾经对文学史的述史模式有过一些辨析，认为文学史其实可以有若干不同的述史的模式，而这些不同的模式就可能对同一文学史进程持以不同的具体见解。在此则是换一个角度看待文学史，就是认为对于文学史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视点，而研究的视点不是单一的，研究者面临选择和协调的问题。 梅洛·庞迪曾经说，“时间不是一条河流，不是一种流动的实在”，“如果我们把客观世界和面对的有限视角分开，把客观世界看成自在的，那么，我们在客观世界中只能发现诸种‘现在’。”①这里表白了一种观念，就是对历史的叙述其实依赖于历史的叙述者对于材料的把握。对于文学史而言，这种把握要依赖一些具体化的步骤，那么叙述历史的视点应该算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以下，从几个方面来辨析各自的状况，然后在总体上加以小结。 一、文本间关系的视点 文学史对于历史过程中的文学的看待首先应该是着眼于所在时期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几种不同类型。首先是价值关系，即要有相当的价值等方面的重要性的文本才可能进入到文学史的视野。其次是影响及源流方面的关系，即考察它所来何自，对于其后的文学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再次则是所述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实际的对话关系或者人为地构建的对话关系，即同样都是作为文学史的材料，那么文学史的编撰者和研究者需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使得材料之间建立关系或者把它们之间实际发生了的关系凸现出来。 这种文本的对话关系可以在若干不同的层面体现。它包括文本内部就可能发生的对话，诸如在中国格律诗中，对仗就是两句之间相互以对方作为自己表达的依据，这种相互关系就可以是一种对话，即自身的合理性建立在对方存在的基础上。不过这里主要是提出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一种情况是研究之前就发生了的文本关系，如江苏作家高晓声当年创作了小说《“漏斗户”主》，虽然发表了，但是作者感到没有取得自己满意的反响效果，于是就又创作了另外一篇小说《陈奂生进城》。在《“漏斗户”主》中，主人公陈奂生是一个每次都领取补助，但是老也吃不饱的对象，别人就只好戏称他家为“漏斗户”，陈奂生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的户主。作者希图通过第二篇小说实施系列小说的任务，而在系列化之后，头一篇小说就可能得到新的批评的注意。作者自叙是想以第二篇小说来“救活”反响不大的第一篇小说。②事实上，作者的这一设想获得了成功，《“漏斗户”主》与《陈奂生进城》都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注意，这也使得作者进一步拓展思路，以后还陆续发表了《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最后则写了《陈奂生入党》。这样一个小说系列其实在最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计划，而是在发表了前面一篇之后，作者再根据自己新的思考，有时是根据自己对前面一部作品所得到的读者的反应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系列文本中的相互纠缠的关系。 另外还有一种文本间的关系属于评论者所拟构的。如宋代葛立方曾经评述说： 竹未尝香也，而杜子美诗云：“雨洗涓涓静，风吹细细香。”雪未尝香也，而李太白诗云：“瑶台雪花千万点，片片吹落春风香。”③ 这里杜甫的诗作见于《严郑公宅同咏竹》，全诗为：“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而李白诗作见于《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与杜甫诗作为五律这种格律诗不同，李白这首诗是“古风”，全诗32句，句式参差不齐，以七字句为主，间有五字和九字的句式。诗曰“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谢朓已没青山空，／后来继之有殷公。／……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为君持此凌苍苍，／上朝三十六玉皇。／下窥夫子不可及，／矫首相思空断肠。／”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两首诗分别写的不同题材，杜甫咏竹，而李白属于游仙诗；在具体体裁上二者也不同，一属格律诗，另一种属古体诗；再有区别就是，葛立方在“香”方面立论，那么杜甫是把“香”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而李白的“香”落实到了远离日常生活的层面。这些不同存在着，应该不会把它们联系起来，至少在作者并没有想到，而现在由于要论证文学中的“通感”，就使得它们体现了超越感官的感性描写的特性凸现出来了。 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它是对一些问题的发见，就是说，如果不建立这样的相关性，就不会有一些问题的出现，而这些问题可能造成研究过程的困惑，但是也可能是研究取得进展的契机。另外，文本的相关性也可以强化文学本身的影响力。如韦勒克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④这样的说法比照我们所见的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完全是真实的。且不说唐代文学、宋代文学之类的分期是否恰切，且看我们当代的文学史，基本上都是以某种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分期的理由，如“文革”之前的文学，“文革文学”，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学等等，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政治事件确实在这些时期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了全方位影响，可是这样的文学分期只能算作一种特定角度，它可以比较好地凸显出特定时期文学所体现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可是没有体现出不同时期文学的内在的、审美的特性及其变化。而强调文本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把文学研究落实到文本自身，反过来说，也就是如果要注重文学自身的规律性的方面，就需要文本间关系这样的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