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1)02-0013-05 就目前情况看，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总体上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过去的研究路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论的学习和借鉴，对古代文论的整理和转换，基本上都局限在文论的范围内，没有形成新的研究路向，而且其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豁达的心态，采取一种开放式的研究姿态，开辟文学理论的新的研究路径。我们认为，通过文学批评来建设文学理论，应该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这条研究路径可以打破文学理论的固有疆界，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从具体的批评中来阐发文学理论。 一 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是个老问题。诚然，理论和批评之间是有区别的，文艺学包含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早已经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就理论和批评之间的关系而言，它们之间很难说存在过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过分强调它们之间的疆界可能会导致理论活力的匮乏。就中国古代而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现在所说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区别在古人那里是相当模糊的，古代文论的大多数篇章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而是针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批评，纯粹的理论分析不符合中国的诗性思维的要求。因此，即使像《文心雕龙》这样的理论巨著，内在的逻辑思辨也包裹在外在诗性的语言之中，理论的脉络由于骈文的华美多少显得有点模糊。此外，在中国，还出现了诗歌形式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就包含在文学批评之中，并没有特别被指出来是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阐发了他的诗歌理论，但在这种理论是不清晰的，它给人更多的是一种诗性的感悟，一种具体的对诗人和诗的批评；同样，对小说理论的总结，中国首先是通过相对散漫的“评点”来进行的，“评点”更多的是“评”，按照现在的说法，应该归入到文学批评中去，但我们一说到中国的小说理论，又无法绕开小说“评点”，这就说明了中国古代理论和批评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就西方文论而言，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的崛起才使得文学理论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学科，摆脱了过去文学理论依附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历史，但在整个20世纪，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俄国形式主义固然是一种理论流派，但更是一种批评流派，同样，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莫不如此。有论者认为，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性质和特点是“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这里的理论指的是批评理论，这里的批评，指的是理论批评（文学理论包括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批评理论是具体的一种；文学批评包括理论批评和实用批评），因此，理论和批评的一体化实际上是说“批评理论与理论批评的一体化”。具体说来，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过渡区，“有一片‘理论’与‘批评’混沌一体的交叉地带，这就是‘理论’与‘批评’共生一体的地带，即批评理论与理论批评共生一体的地带。这个地带的理论和批评一头远离文学的一般原理，一头脱离实用批评。正是这个‘共生带’，出现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奇观：一个又一个标新立异的批评理论轮番登场，形成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主潮；一个又一个新理论、新流派的产生，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发了文学研究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1]。 以此观之，无论是中国古代文论还是西方当代文论，都没有顽固地坚持文学理论的固有疆界，而是显得比较开放；相对而言，我们目前的文学理论在学习西方文论时也许很容易做到“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但在进行自己的文论建设时，要么是着眼于文学原理体系的建立，要么在具体的实用批评中纠缠太多，产生了一种理论是理论、批评是批评的两不相干的局面。例如，1990年代以来那么多文学理论教材都用心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忽视理论是否能满足批评的要求，这使那么多文学理论教材在各行其是的同时又几乎丝毫不影响批评界的活动，就理论指导批评的功能而言，这样体系性的理论显然没能实现这一功能，至少是没有很好地实现这一功能；声势浩大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基本上局限于对古代文论话语的探讨，而且主要是一种理论层面的探讨，相对忽视了这些话语在实际运用中的具体情况，这使得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基本上成为一个学术命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命题，对现实的文学批评活动没有多大触动，从而导致这一命题目前的无奈处境。试想，如果我们的理论体系能跨越固有的疆界，延伸到批评领域，或者在建立理论体系时考虑到批评的要求，我们的理论对批评的指导作用肯定会比现有的情况好得多；如果我们在从事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工作过程中，能将文学理论的问题和文学批评紧密结合起来，古代文论话语在当前的文学批评中究竟是否可用，就不会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鲜活的现实问题。 二 我们在此重提文学批评，是想通过文学批评让文学理论摆脱目前的困境，这有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依据。就理论看，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文学理论如果对文学批评没有指导作用，这种理论的价值就值得怀疑，反过来，文学批评之中如果不能反映某种文学理论，这样的批评可能也禁不起推敲；就实践看，历史上的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都和批评难解难分，现实中的文学理论也基本上处于批评的包围之中。1980年代的理论热并没有形成中国的万能的文学理论，理论热点的快速转移决定了这一点，同时，西方的理论也无法“提供理论神话的典范，而只有批评的理论”（王一川语）[2]，到1990年代，情况更是如此，文化研究的热潮基本上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建设，而是批评的操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关注的重心不是理论体系的重组，而是具体理论在批评中的运用，纯粹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淹没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大潮之中。鉴于这些情况，我们没有必要固守以前的文学理论研究，而应该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或者说，可以通过文学批评来研究文学理论，这符合当前的重视具体问题研究的时代潮流，也可以较好地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