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0）06－0135－3 1 引言 叙事学（narratology）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它“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Prince 1987:65）。最早提出叙事学概念并认为这是一门有待建立的科学的人，是法国当代著名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他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的语法》中首次提出，“这门科学属于一门尚未存在的科学，我们暂且将这门科学取名为叙事学，即关于叙事作品的科学”（Todorov 1969:132）。此前，1966年巴尔特发表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克洛德·布雷蒙发表的《叙事可能之逻辑》两篇论文和同年格雷马斯出版的《结构主义语义学》一书，都可以视为当代叙事学的奠基之作。叙事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系，足以对许多叙事文本或文体进行有效分析。 2 中国叙事学研究现状 随着语言学理论的盛行和结构主义的兴起，叙事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小说理论。中国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就将目光投向叙事学，90年代出现了叙事学热，并从此余绪不断。 2.1 中国叙事学研究进展透析 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背景下兴起的叙事学理论，从80年代后期开始登陆中国，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国内连续翻译并出版了国外经典叙事学著述，包括韦恩·布思的《小说修辞学》、收录众多叙事学大家论述的《叙述学研究》、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学》、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等。同时，国内外学者借鉴相关理论，也展开了以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叙事学研究，如徐岱的《小说叙事学》、罗钢的《叙事学导论》、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等（唐伟胜2004:90）。 国内虽然出现多本叙事学专著，但大部分或用力于“术”的层面上的应用和发挥，而缺乏“学”的层面上的挖掘和探讨；或侧重于对西方理论的译介，而缺乏必要的批判眼光。早在1996年，钱中文就指出，叙事学“80年代介绍到我国后，一些青年学者趋之若鹜，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了多部著作……但都是综合外国学者的观点写成，最多加些中国文学的引证，处在介绍、搬运阶段”（杨义1997:424）。如今，申丹的成果已经远远超出介绍和搬运阶段，但她的用力点仍是对西方叙事理论的反思，其出发点仍是西方的叙事理论而非中国的叙事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叙事学研究热潮中，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却备受冷遇，几乎无人问津。但海外汉学家却对中国的叙事艺术倾注一腔热情。法国的埃梯安伯尔认为，吴敬梓和刘鹗的小说足以说明，“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小说比欧洲落后，有必要接受西方蛮人的小说形式”（赵毅衡1994:14）。捷克的普实克在《抒情的与史诗的》一书中对晚清的小说叙事有详细的分析。韩南、浦安迪等人也致力于中国的叙事艺术研究。但他们的著作大都没有中译本，中国学界感兴趣的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而不是中国小说的叙事特点。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1993年由中国和平出版社翻译出版，但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1996年他的《中国叙事学》问世。就这两本书而言，《中国叙事学》不少取材于《明代小说四大奇书》，而且就总体看，前者不如后者深刻周到，后者理应激起更大的反响才是。但1993年前后，正值学界大张旗鼓地学习运用西方叙事学之际，对研究中国叙事的专著却无心眷顾。 创建中国叙事学的理论氛围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才逐渐形成。1997年，杨义出版了《中国叙事学》。该书一问世，便受到国内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杜书瀛指出，“《中国叙事学》填补了一项学术空白，第一次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西方体系可以对峙互补的叙事学体系，因此，该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杨义1997:425）。 另外，《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学刊》、《外国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和《外语研究》等刊物从1999年到2002年上半年共刊载叙事学相关文章40篇，其中理论分析10篇，个案研究30篇，分别占25％和75％。这段时间，人们对叙事学的研究兴趣逐年递增，仅2002年上半年，相关文章就达到12篇，其中理论分析的文章也达到3篇，比2001全年还多。 2.2 中国叙事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国内叙事学研究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从诠释到互动的递进，移植与创化并举。 “从诠释到互动的递进，是就叙事学的文学批评而言的。诠释，是指以西方叙事学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这是初期叙事学批评的主要模式。这种研究方式关注的焦点是中国作品，西方理论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存在并被使用的。”（施定2003:130）在国内叙事学研究的探索阶段，这种研究方式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研究的路径。“研究者在其批评实践中，深切感受到对西方理论进行改造、生发乃至超越的必要。从比较文学角度看，这种诠释可视为其中的阐发研究类型，而真正的阐发研究，要求作品和理论的互动，即互相印证，互相生发，以取得相得益彰的动态效果。”（施定2003:130）90年代之后的批评论著大多体现了这种追求。比如，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通过对历代经典作品的解读，探求中国叙事学的独特体系；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则试图对叙事理论中的“空间叙事”这一薄弱环节有所补益；郑铁生的《三国演义叙事艺术》以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阐述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不同规律和特点。“叙事学批评中由理论对作品的单向诠释到两者的双向互动，赋予了一些批评论著相当浓厚的理论色彩，这标志着叙事学文学批评走向成熟。”（施定2003:130） 移植和创化并举，则是对西方叙事理论译介和中国叙事理论建设两方面活动的概括。这是叙事学研究的重要策略，也是必由之路。人类心理、思维方式的共通性是这两种理论体系能够沟通的基础，而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又是激活思维、打开新路的重要途径。因此，只要西方叙事学仍在发展，它就始终是我们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参照体系，中国叙事学的建设就必然还要移植。而对西方理论的移植，并非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叙事学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在移植的同时，还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乃至创造性的进化，这里简称“创化”。“创化”的对象不应限于西方叙事理论，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叙事理论。也许，惜守本土化立场，立足当下中国文学实践，背靠几千年中国叙事传统，放眼国外的先进成果，将本土立场与世界视野结合、当下实践与历史遗产结合，才是建设中国叙事学的康庄大道；而这也日渐成为中国叙事学研究者的共识，并被其研究实践证明。例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等都抛开西方叙事学的语言学模式，贯穿文化学的深层思考。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更是直接以先秦时代的叙事工具、叙事载体、叙事形态为研究对象，直叩中国叙事学之源；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赋予中国叙事学以本体论地位，融入“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自觉方法论追求。“这些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消灭了形式与内容的对立，拆除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藩篱，与中国叙事传统的血脉联系，不但使其理论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赋予这些论著以理论话语和批评话语的双重品格。而主体精神的注入又体现了研究者对西方著作文风干涩枯燥和价值判断缺失之弊所保持的警惕。这一切，都构成了中国叙事学研究对西方叙事学，尤其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超越。”（施定2003: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