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批判功能

——兼论文学创作中历史与道德的几种关系模式

作 者:

作者简介: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037)

原文出处:
探索与争鸣

内容提要:

一个时代健康的精神环境,应当是包含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生活方式、思想潮流、价值取向多元并存、相互制衡、良性互补的环境。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就是以自己的特殊精神劳动,自己的批判话语,促成这种环境的形成。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艺术的自主性、独立性,表现为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经济和主导意识形态保持必要的张力,不但不一味依附它,相反,要审视、反思它们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效果,发出自己的警醒的声音、批判的声音,从而发挥制衡作用,促进时代文化的健康的精神环境的形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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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作家、艺术家当前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技巧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审美或艺术的问题,而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个发展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是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处于中心地位的发展主义思潮、“发展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及其实践行为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与反思,还是不加反思地附和发展主义的思潮,甚至把那种以牺牲环境、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看成是值得炫耀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甚至看作所谓“中国崛起”的标志?这是摆在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面前的严肃问题。

      在我看来。现代文化批评意义上的批判必然是在坚持边缘与中心、主流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对处于中心、主流的思想潮流及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单维化、一元化、霸权化趋势所进行的批判。因此,一种文化立场或理论话语的批判性,是以其边缘性为前提的。任何一种社会趋势、生活方式、思想潮流或文化观念,一旦获得中心地位,就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强势话语,从而产生不可避免的排他性,成为排斥边缘话语的霸权话语,导致人类精神文化环境的失衡。一个时代健康的精神环境,应当是一种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生活方式、思想潮流、价值取向多元并存、相互制衡、良性互补的环境,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就是以自己的特殊精神劳动,自己的批判话语,促成这种环境的形成。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艺术的自主性、独立性,常常表现为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经济和主导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不但不一味依附它,相反,要审视、反思它们在实践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发出自己的警醒的声音、批判的声音,从而在与主流话语的张力中产生制衡机制,促进时代文化健康的精神环境的形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落实到当前的社会现实,我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是“发展就是一切”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发展”或“进步”又被简单化地理解为经济、物质或科技的发展,理解为GDP的增长。对于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发展观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一直是非常稀缺的,至少没有形成有效的制衡。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十分普遍。在那里,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呼声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人文知识分子基于人文理想对于发展的反思与批判,就彰显了它的特殊意义。

      二

      在与社会主潮保持距离、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与批判精神方面,文学艺术界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

      中西方的现代文学艺术史都充分证明:作家、艺术家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对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批判,有益于人类精神环境的平衡和人的全面发展,它不但不会危害现代化,而且有助于避免现代化的偏颇。

      通常情况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家、企业家以及知识分子中的科技专家、经济学家等的声音总是占据了主流地位,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强势群体。而他们又常常把现代化、把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增长,人文关怀在他们那里即使不是完全缺失,也不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艺术家的强烈的人文关怀作为一种边缘立场,就显示了自己的特殊意义。由于评价角度的不同,作家、艺术家更多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人文代价、心理代价,从而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发展的残酷性。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常常呈现二元对立现象,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文精神的提升并不同步甚至相互对立。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这种悖论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维度与人性维度的“错位”。西方的伟大思想家,从韦伯、马克思、海德格尔,到霍克海墨、阿多诺、马尔库塞、福柯、哈贝马斯,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负面效应,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之间的不一致,比如科层官僚制度对人的铁笼式统治(韦伯)、工具理性的片面化发展对价值理性、生活世界的挤压(霍克海墨、哈贝马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导致攫取型的原子式孤独个体(弗罗姆、克尔凯郭尔)、现代科学知识与社会控制的关系(福柯)、官僚制度与极权统治的关系(鲍曼、阿伦特),等等,现代化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分离(海德格尔),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坚决站在非主流立场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几乎都是反现代文明的(反科技理性、物质主义、工具理性、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制度等),相当数量的人文知识分子也秉持这样的立场。西方现代派作家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对发展主义持批判或否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盲点,因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经济发展、物质进步、征服自然、个人主义等一直是主导的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认识和警惕社会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些与社会发展的主流相左的作家和作品,并不妨碍反而增强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比如,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像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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