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的崛起

——“当代思想史”片断

作 者:
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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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文艺评论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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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青年虽然血气方刚,却承袭了一个日益日暮途穷的世纪。这个世纪除了堕落什么都尝试过了。……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个时代正在分崩离析,他们对此只能听天由命,并且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去追求一种能够获得片刻欢娱的文字、气氛和韵味。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求得解脱。

      ——齐夫:《1890年代的美国》

      研究新生代的文化品格,是研究二十世纪末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是如何崛起于世纪末的?他们的崛起又展示了怎样的时代主题并且预示了怎样的未来大趋势?

      什么是“新生代”?

      新生代,一般泛指“知青族”一代人之后的新一代。依照张承杰、程远忠在《第四代人》一书中的划分,他们大致出生于五十年代末到整个六十个年代,成长于1976年以后的“经济时代”。他们是“信仰危机”的产儿。因此,他们“就是一部‘无主题变奏’……差异性和变易性正是这一代人的基本特征”。①他们是“精神上的流浪儿”,②“自我”是他们人生观的基石,其核心就是“自我设计、自我实现、自我负责”的价值观。③——这一切,使他们与知青一代区别开来。知青一代深受政治文化的熏陶,赋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文革”的政治危机与信仰危机迫使他们走上了启蒙之路,一遇思想解放的洪流,他们仍然以理想主义的激情投身于为民族新生而奋斗的事业中。

      然而,知青一代又不可一概而论。“知青文学”中就不乏苦闷、绝望、玩世之作(例如卢勇祥的《黑玫瑰》、徐乃建的《杨柏的“污染”》、赵振开的《波动》、乔瑜的《孽障们的歌》、芒克的《野事》等)。邓贤的长篇纪实《中国知青梦》中也记载了知青中的走私潮、性解放。“世纪末情绪”早就滥觞于“文革”的极左暴政与信仰危机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代作为“世纪末情结”的典型代表,与“文革”的信仰危机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精神联系。新生代没有继承“知青族”中以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思潮,和以“寻根派”韩少功、李杭育、郑义、阿城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而偏偏认同于“世纪末情绪”,耐人寻思。

      而知青一代人张辛欣、刘索拉、刘晓波、王朔(尽管他并没下过乡)在八十年代也成为“新生代文化”的典型象征,也足以表明新生代与“知青族”的某种精神血缘关系。由此看去,“代沟”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社会学概念,不如说是一个大略的文化心态范畴。

      新生代从“知青族”那儿继承了以苦闷、迷惘又善于苦中作乐、开放自我为基本特征的“世纪末情绪”,又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使之更具成熟的文化品格,并创造出了全新的“新生代文化”——这种形态的文化以自我为中心,以“跟着感觉走”为旗帜,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为理论武器。这种文化对于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对于“改造国民性”,意义不可低估。同时,在世纪末的悲凉之雾中,它作为浮躁、迷惘心态的集中体现又迅速销蚀了时运不济的人文精神。

      新生代崛起的历程

      回首八十年代的时代风云,1985似乎是一个分水岭:1985年以前,“五七族”文化精英与“知青族”精英同舟共济,为启蒙主义呼风唤雨,为思想解放运动推波助澜。思想界的“李泽厚现象”、青年界的“人生意义大讨论”、文学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学术界的“文化热”……风起云涌,蔚为壮观,至今令人追怀。那是一个重返“五四”的时代,清算“文革”、批判国民劣根性,为中国文化向规代化转型上下求索,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虽然“朦胧诗”及“新的美学原则”在散发着现代主义的悲凉之雾,虽然“伤痕文学”中的低调之作和《在同一地平线上》那样无奈面对现代人生无情挑战的名作足以使人彻悟人生的悲剧底蕴,但时代的主潮是意气风发,充满了胡适在“五四”时期鼓吹的“少年中国精神”——理性的批评精神、冒险进取的精神、社会协进的观念。④然而,谁会想到:思想解放的花朵会结出人欲横流的果实?而改革的艰难又促成了时代心态的迷乱与浮躁。1985年以后,巨变天翻地覆。

      本来,“五四”精神除去众所周知的“民主与科学”之外,还有“个人自由”。当代学者钱理群、甘阳在反思“五四”时就不约而同地确认:“毫无疑问,五四的时代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⑤“不首先确立‘个人自由’这第一原则,谈什么科学,谈什么民主?”⑥然而,如果“自由”异化为“纵欲”、“为所欲为”呢?

      但新生代又似乎有过一个美好的开头——他们毕竟不象知青那样在社会的底层饱尝苦头。“纵欲”和“为所欲为”的主题只是在1985年以后才瘟疫一般扩散开的。

      如果把“知青文学”比作一次冲击波,那末,“新生代文学”一开始却象一阵阵春风一样在校园里吹皱了春水。由老愚、马朝阳编选的大陆校园诗选集《再见·20世纪》是一份绝好的证明。韩东的《女孩子》、薛为民的《兽牙项链》、张真的《橡胶林是缄默的》、孙晓刚的《中国夏装》等篇充满了唯美主义的欣悦,王健的《微笑》、卓松盛的《象一支小铅笔头》、许德民的《紫色的海星星》、邵璞的《距离在他和他们中间》等篇记下了新生代特有的忧郁——淡淡的、莫名伤感的烦恼,而孙武军的《诞生》、张小波的《多梦时节》又洋溢着多么自信、浪漫的气息。——这些写于八十年代初的诗篇与北岛的《回答》、舒婷的《献给我的同代人》、顾城的《白昼的月亮》尽管同属“现代诗”,境界却有温馨与悲怆之别。“淡淡的是我们没有潮汐涨落的血/停泊在港湾里的乖顺的欲望/以及淡淡的性格/信念/……在淡淡的时间里,我们/一代一代/走过去/走进淡淡的遗忘”(姚村:《淡淡的美》)——一切都是淡淡的,而这淡淡的心境又与一个民族在经历过浩劫、耗尽了能量以后的疲惫与宁静心态多么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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