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学界主要关注文化研究对文学批评所产生的正负两面的冲击和影响，对二者的历史亲缘性重视不够。诸如“文学终结论”、“文艺学衰落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纵观两个学科的关系史，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总是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互影响。当前，文学批评大量借用文化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并非文学批评在文化研究的挤压下让出阵地，也不是文学批评向杂文学观念的简单回归和对纯文学的反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近年来文化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形态变异，对大众文化的共同关注，使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在批评视域和批评范式上产生了一定的交叉和交集。 从文学批评实践来看，批评界对一个奇怪的现象似乎熟视无睹：即便是在“文学终结论”甚嚣尘上的时候，它的阴影何曾投射到文学批评的日晷之上？当代文学批评家们的视野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上穷碧落下黄泉，探幽访微。谁还能给当前的文学批评一个边界？抑或是文学本身已经突破以往的形态，呈现出新的多样化的特点？当传统形态的文学式微，当前文学生态中的文学性问题开始凸显。搞清楚文学性与文学的关系，才能弄明白文学批评与文学的关系。文学性之于文学，也许就像在电影《浴血黄沙》中，淘金人在狂风中抖落了装金沙的口袋，狂风把细小的金沙刮得漫天飞舞，散落在大地上，再也收拢不起来。从反本质主义文学观出发，从文学的实存形态来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学类型，都是一个具体时代的文学类型。文学如此，批评也如此，而当代是一个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形态的时代，文学也好，批评也好，都离不开这个语境。 早期的文学概念都是“杂文学”概念，直到18世纪中后期，文学作为艺术和审美领域的自律性才逐渐得到阐释，但是，文学纯粹自律的可能性很快受到质疑，批评界倾向于对文学做历史的社会文化的思考，考察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动之中的文学疆界。文学本身是一件文化产品，文学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文学的思考必须“先把文学置于每个社会的功能框架之中，再把它置于那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层次之中”①。比如，威廉斯指出，直到18世纪，文学才开始越出“读写能力”的特定所指，而表示富有审美性和想象性的作品②。阿诺德·豪泽尔视文学为批评并塑造社会的方式，伊格尔顿将文学看作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无不凸显文学受社会文化因素制约的他律性。乔纳森·卡勒把文学看作随一定时代文化观念的改变而不断建构的一个过程。 当代文学活动渐渐失去了作为文化活动中心范式的地位，原来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媒介文化日新月异的发展，这种单一的文学研究在评论当前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时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现今的文学理论著作与人类学、艺术史、影视学、性别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分析、社会学和思想史相互渗透，程度越来越深入。这种变化对文学审美的自律有很大的削弱，优点是可以更好地分析文化与精神的作用，为考察公众经验与个人经验的关系提供借鉴，从而为文学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更新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③。 “文学危机论”的核心是文学精神的失落，是传统的文学形式被边缘化，传统的文学体制被消解。换个角度来看，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的文学样态，像当前的文学样态这样丰富而多元化。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给如此庞大的普通人群提供如此广阔的书写空间和畅达的言说通路。文学场域向更多的人敞开，写作和阅读不再是稀缺资源。新的书写形式，网络提供的相对开放和自由的公共批评空间，使包括专门的批评家和普通批评者在内的批评人，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更直接、更迅捷、更全面。在此大背景之下，文化研究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范式之一，是文学批评对新的文学状况进行有效批评的必然结果。 从杂文学传统中区隔出“纯文学”是精英主义文学观念的产物，是文学场域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事实上，虽然现代文学的发展既有精英主义纯文学的传承，也有常开常败、常败常开的边缘化杂文学传统的前仆后继，但是文学批评繁盛的时代，肯定是杂文学观念盛行、文学样态多样化的时代。现代文学批评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纯文学观念保留了必要的距离，这也是进行文学批评的基本条件。现代文学是对民主制度兴起以来社会现实的书写，而现代文学批评是以现代文学作为批评的对象、批评的武器、批评的范式，最终还是将批评指向社会现实。民主制度兴起之后的现代文学批评，最早诞生在英国。两党政治的传统和报刊媒体的兴起催生了现代文学批评。在英国传统中，文学批评更倾向于被当作政治，而不是文学虚构和政治演讲术。18世纪至19世纪的漫长时段中，文学批评兴起在浓重而凛冽的政治空气中，其中的复杂性也远非保守和激进的简单划分可以说明。 现代文学有一系列概念与理想的特征，影响最大也最为持久的是浪漫主义。就像所有伟大的知识与美学传统一样，浪漫主义本身是众多立场和观点的汇流，在不同时代的政治与社会脉络中纠结不清④。“……（华兹华斯等）年长一组的诗人热烈地响应1789年开始的欧洲各国的伟大革命运动；（拜伦等）年轻一组坚决反对1815年以后重新出现的暴政。”⑤ 浪漫主义文学批评与现代政治批判的“血亲关系”，开启了现代批评的政治传统，并成为日后英国左派知识分子政治批判的可溯传统。这一传统最直接的继承者则是萨缪尔·约翰逊和威廉·哈兹里特。他们的文学批评具有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些特质和雏形，比如政治干预性特征明显、重视媒体批评形式、充分肯定大众视角和大众立场，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早期文化主义批评的先声，是文化研究最早的现代源头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