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变革与创新都有可能付出一定代价(cost)，“它们或是作为获得某种东西的必要费用，或是作为一种行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或惩罚。”[1]人们在价值实践与价值创造过程中，基于实践主体的发展需要，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代价付出包括成本性代价付出(人、财、物上的投入)、牺牲性代价付出(为换取当前主导性价值目标的实现而对原有价值以及其他并行有益的价值的暂时割弃与牺牲)和负性代价付出(因主观失误或主体素质不足所造成的背离正向价值取向的负性的消极后果)三种[2]。“没有任何没有代价的社会变迁，必须认真严肃地提问的是这种代价是什么，以及谁被要求付出代价，预计的受益能否使这些代价可以被人们接受。”[3]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百年沧桑的我国师范教育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化、开放化、专业化、一体化、市场化等成为新一轮教师教育改革的主旋律，现代中国特色教师教育新体制的探索取得可喜的成效，也伴随着不曾预期的意外后果。本文即关注这场卓有成效的改革，作为一种按照预期目标以改进实践的有意识尝试，在改进了一些不尽人意之现状的同时是否被迫做出了某种牺牲(如为了优先实现教师教育的某个价值目标而不得不牺牲或舍弃若干对自身有益的价值追求)以及正在或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如不得不承受改革目标自身带来的消极后果)，以期推进教师教育改革的深入开展。 一、大学化改革导致传统优质资源流失 《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改革教师教育模式，将教师教育逐步纳入高等教育体系，构建以师范大学和其他举办教师教育的高水平大学为先导，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协调发展，职前职后教育相互沟通，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举，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终身学习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后，全国中等师范学校、幼儿师范学校由1000多所锐减到100多所，绝大多数学校转制为普通中学或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少数学校通过合并等方式升级为高职高专类院校。 旨在由“旧三级”提升为“新三级”的教师教育体制变革明确取消中等师范教育层次后，中师学校急剧淡出，师专院校也迅速萎缩，各地纷纷进行的重在优化教师教育内部结构、提高教师学历层次的教师教育大学化改革，在提升中小学教师形象、满足社会对优质教师素质要求的同时，也导致意想不到的尴尬现实：不仅曾被公认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办得最好的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典范”的中师学校不得不“下马”、“改行”，传统优质教师教育资源流失令人痛心，大学化教师教育培养的学历和文化素质得到提高的小学教师在弹唱、绘画、游戏、板书等教育基本技能方面却明显削弱；师专院校萎缩和中师淡出后，大量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不愿到乡镇、农村地区就业使农村师资愈加匮乏。事实证明，“倘若稍做一点客观理性的分析，就不可能得出‘从现在起仅用十年左右时间就可以将现有的三级师范教育层次结构完全改为二级师范教育结构，中师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应该退出社会舞台’的武断结论。”[4] 二、开放化改革并未真正产生良性的竞争活力 199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学校中试办师范学院”；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强调，“完善以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校共同参与、培养和培训相衔接的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在这种精神推动下，一批综合性、非师范类高校相继加入教师教育行列。教师教育体制开放化改革的初衷是打破师范教育封闭格局，引入竞争机制，吸引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提高教师培养质量。然而，2000年后陆续成立“教育学院”或“教育研究院”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并未实质性地介入中小学教师培养，多是致力于教育学科和教育学术的发展，以填补学科空白、完善学科门类；甚至新设的这些教育学科(学院)在大学学科结构中“多半只是一种点缀，一种近乎于可有可无的边缘性存在”[5]。这些综合性院校既无意凭借多学科优势及科学、人文底蕴着力提高基础教育师资培养质量，也无力在教师教育学科、专业、课程、教材、师资队伍建设及实践资源积累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当然，开放化改革确实使大量非师范院校有机会介入教师教育，也确有一部分综合性大学在积极参与教师教育，但这些综合性大学其实大都系师范院校“变身”而成，或是原先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被并入综合性大学后成为专门从事教师教育的二级学院(师范学院或教育学院)，或是师范院校直接更名为综合性大学并继续承担教师教育任务。不可否认，开放化改革使我国传统师资培养体制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师范院校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然而，尽管教育部多次重申实力较强的高校要在新师资培养中做出贡献，事实上教师教育市场开放不仅没有出现许多实力强劲的综合性大学涉足中小学师资培养、对师范大学形成强有力冲击的竞争局面，“实质性从事教师教育工作的综合性大学寥寥无几，远未能达及当初所设定的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和专业水准的本宗”[6]；而且进一步加速了师范院校的综合化步伐。虽然我们很难准确区分事件的因果关联，但开放教师教育体制、师范院校综合化发展合法化等带来的始料不及的冲击也是众人皆知的。尽管国家反复要求各级各类师范院校准确定位、办出特色，一些师范院校也开始加强教师专业化教育改革，但师范院校“改辙易帜”成为潮流，并校、改名之风吹遍全国，教师教育被严重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