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泰勒八年试验奠定教育评价学的基础以来，教育评价不仅被广泛接受，亦成为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自此从后，教育评价就一直面临矛盾与冲突——教育评价的结论总会引起不断的争议，随着评价影响的扩大，争议更加趋于激烈。虽然在反思泰勒模式中形成了各种各样改良的评价模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的矛盾与争议问题。解决教育评价的矛盾与冲突，发挥教育评价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有赖教育评价范式的转变。 一、现行教育评价的价值基础——教育价值的确定与统一 教育评价是什么？自从教育评价学诞生以来对此的争论就没有完全停止，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教育评价是不是一种价值判断、教育评价的目的是判断教育活动还是改进教育活动。被誉为现代教育评价之父的泰勒首创的著名定义是“确定教育目标被实际上理解到何种程度的过程”(Tyler，1950)；教育评价另一个被广泛采用的定义是教育评价专家克龙巴赫等提出的“为决策提供信息的过程”(Cronbach，1963)；国际上教育评价专家取得较多共识的看法是：“或者把评价定义为一种优缺点或价值的评估，或者把评价定义为既有判断又有描述的活动”；评价标准联合委员会的定义是“评价是对某种对象的价值和优缺点的系统调查”(Joint Committee，1981)。①虽然对教育评价是不是一种价值判断的争议并没有停止，但现实的教育评价最主要被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得到广泛应用。陈玉琨教授总结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给出的定义反映了教育评价理论与现实的真实情况：教育评价“是对教育活动满足社会与个体需要的程度作出判断的活动，是对教育活动现实的(已经取得的)或潜在的(还未取得，但有可能取得的)价值作出判断，以期达到教育价值增值的过程”，这种认识和评判建立在一定的主体价值之上，而价值选择决定于价值主体对不同利益需要的认知、鉴别和取舍。② 更多教育评价专家赞成把教育评价理解为“事实+价值”，即在“系统收集信息基础上的价值判断”，在教育评价的实践中也更多体现了这样的认识。把教育评价作为价值判断，这在泰勒提出教育评价时就出现了，目标导向的评价就是判断教育活动达成目标的程度。后来的教育评价实践发现，如果目标本身就不可靠或者值得怀疑，这样的价值判断亦值得怀疑。目标本身也是需要评价的对象，CIPP模式就是这样提出来的，CIPP模式成为泰勒模式之后教育评价中影响最大的评价模式，目前我国的教育评价大多仍采用这样的模式。 泰勒的教育评价理论和模式提出后，教育评价开始进入广泛的教育活动中。但对泰勒模式的批判和质疑一直存在，20世纪60、70年代在反思和批评泰勒模式的基础上，诞生了众多的教育评价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系统分析模式、行为目标模式、决策模式、目的游离模式、文艺评论模式、鉴定模式、反对者模式、相互作用模式等等。虽然评价模式的发展丰富多彩，有些模式看起来也是相当诱人的，但在现实的教育评价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得到最广泛应用的仍是泰勒的评价模式和后来发展的CIPP模式。 纵观20世纪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主流的教育评价模式和评价活动都是要对教育活动的价值作出判断。但教育价值本身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命题，虽然人们对教育价值一直处于争议中，但“主体价值”的思想始终居于主流地位，即把价值理解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把教育价值理解为教育活动作为客体满足特定主体需要的程度。教育评价中把教育活动当成一个特定的客体，依据主体的价值需要对教育活动进行价值判断，虽然系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方法和手段是客观的，判断也是建立在客观信息的基础上，但得出的评价结论因主体需要的不同而不同，主体需要是评价的准则，因而是影响评价结果的关键基础。 教育评价活动成了教育需求主体对教育活动客体满足自身需要程度的判断，这极大鼓舞了教育价值主体推动和参与教育评价活动，显然这是20世纪中叶教育评价理论诞生以来教育评价得到迅速发展并全面影响教育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强势主体通常对教育活动有着更多发言权，客观上教育评价变成了强势主体对教育活动满足其需要程度的价值判断，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教育权力机构热衷于推动教育评价显然与此有密切关系。 强势主体主导的教育评价客观上把教育评价统一到自己的价值基础上，但教育活动如此复杂，总是涉及到多个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多个教育价值主体始终是并存的，不同主体的需要和诉求各不相同，对教育价值的期望亦有差别。不同的价值主体持有的不同教育价值观，希望在教育评价中得到尊重和体现，当强势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对教育活动进行判断的时候，其他主体对这样的评价结论通常并不赞成，教育评价的争议就在所难免。 从历史发展看，教育评价理论形成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后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一致程度相对比较高，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不同利益主体在发展中可以实现共同发展，各自的利益均有可能得到照顾，价值冲突暂时得到缓和。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矛盾和问题随着经济困难凸现出来，人们开始更多反思和批评占主导地位的教育评价模式，提出了一些基于多元价值协商的评价模式，但在实际中并未产生更大影响。教育评价中价值冲突虽然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议，但尚未导致对教育评价本身的否定。进入21世纪，教育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引起更多关注，基于主体价值的教育评价引起的争议开始受到社会的更大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