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研究效度构成最重大的潜在威胁是我与研究参与者的关系以及我作为研究者可能具有的偏见，这种偏见或影响的存在主要与我的身份有关：我既是研究者，同时也是研究对象群体中的一员，和他们有类似的专业身份和职业经历。 ——研究者H 研究者在从事一项研究的时候必然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对研究的进程和结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质的研究中，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都是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中协商和演化出来的，对研究结果的判断也依赖于双方互动的方式(陈向明，2000)。研究关系会对研究的效度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研究关系中的“共情”问题对这种影响进行考察。研究者必须要对双方关系投入感情，投入过少，被研究者会感到研究者冷漠、机械和漠不关心；投入过多，又会使被研究者退却，并因此降低研究者的判断力。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模式，该模式与共情的关系，共情的方式、共情的程度、共情的作用都是与研究效度密切相关、需要研究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一、研究关系——“局内人”与“局外人” “研究关系”主要包括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相互角色以及双方在研究过程中的互动方式。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双方可能同时或者在不同的时刻拥有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的内容随着情境的变化还会有所变化；不同的角色更会导致双方不同的互动方式。研究关系可以从很多不同层面进行探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问题一直是质的研究者讨论的一个热点，在质的研究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局内人”指的是那些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或比较类似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或生活经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局外人”指的是那些处于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他们与这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与群体成员通常有不同的生活体验，只能通过外部观察和倾听来了解群体内部成员的行为和想法(陈向明，2000)。 一般来说，局内人由于与研究对象共享同一文化，他们可以比较透彻地了解研究对象的思维习惯、行为意义以及情感表达方式。他们在与被研究者的对话中比局外人更容易进入对方的世界，对对方常用的本土概念的意涵也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由于与当地人有类似的生活体验，局内人对当地人情绪的体察可能更加入微，比较容易与其产生“共情”，建立信任关系，进而更准确地理解对方，提升研究的效度。 二、“共情”及其作用 “共情”(Empathy)是一个心理学概念。“Empathy”这个词经历了从认知取向的共情概念到情感取向的共情概念的转变。认知取向的共情概念比较重视认知加工过程，依据这一观点，具有共情特质的人能够理解和预知别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情感取向的共情概念则认定共情完全是情感过程，是对他人状态或困境的情感反应。更有一些研究者明确表明应该从多维的角度定义和测量共情(Gladstein，1977；Davis MH，1996)，使得这个定义包括了在共情标题下的各种现象。 对“Empathy”的汉语译法种类很多。罗杰斯使用“Empathy”(Rogers C.，1957)的含义有三个方面：一是咨询师设身处地地以来访者的参照标准，正确理解来访者的内心感受；二是咨询师运用咨询技巧，把自己对来访者内心体验的理解传达给对方；三是引导来访者对自己的感受做进一步的思考，促进其内在心理机制的恢复。从这一理解来看，罗杰斯更多重视的是“情”，这个词应该译为“共情”，国内多数学者认同这一译名(钱铭怡，1994；许又新，吕秋云，1997；于鲁文，2003)。江光荣(2005)把“Empathy”译为“同感”或“同感理解”，强调的是“感同身受”中的“感”。港台学者将它译为“同理心”(郑日昌，陈永胜，1991；莫孙淑冰，2004)，主要是认为它同时包含了理性与感情的成分。理性成分是指倾听者能了解对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感情成分是指倾听者能与倾诉者的感受发生共鸣，这一译法重视的是人的心理的理性成分。 根据上述不同理解，我将质性研究中的共情定义为研究者运用倾听、自我开放等多种技巧，在“情”、“感”、“理”三个层面上了解研究对象内心体验和想法，积极呈现研究对象的“心中所有，意识所无”，并将此反馈给研究对象的过程。 在质性研究的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被研究者会有不同的影响。有的研究者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对问题做出解释时，常常希望被研究者明白研究者对问题的理解要比被研究者的理解更为深刻、更为准确，这样就把自己变成了访谈的核心。但能够实现共情的研究者的目的则不是这样，他们把被研究者视为重要的资源，看作是访谈的主体。共情的作用在于对被研究者经验与潜能的“唤醒”。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访谈者在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后对问题要做出必要的“解释”，以对被研究者施加影响。表达共情有助于研究者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看待双方的关系，做到以被研究者为中心，发现其真实想法，从而保证研究资料、研究者分析的准确性以及研究的效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