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G5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1)01-0003-09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1.01.001 教育性质问题是教育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主要回答教育(应)有什么特征，既包括教育的一般特征，也包括特定时代背景下教育的具体特征。在教育学界，不同学者对于教育性质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彼此之间争论不已。在学者们的认识之外，不同政治组织对于教育性质也有不同认识，构成了不同政治组织教育政策的认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教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和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不断深化对教育性质特别是具体教育性质的认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教育性质理论。系统回顾和总结过去一百年来党对教育性质问题的认识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党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深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努力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教育性质问题的初步认识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使得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问题包括教育问题的社会根源。1919年9月到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撰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和阐明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其中就包括教育问题。他强调文化教育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变革；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必然地具有阶级性。这一观点对于当时一些就教育论教育、强调“教育神圣”“教育清高”和“教育独立”的教育界人士来说震动很大。1920年10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也撰文指出：“教育是智慧的源泉，资本主义时代底(的)教育是专为少数富家子弟而设，多数贫民是没有份的。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极力要拥护资本主义底(的)学说及习惯的，因此这时代底(的)青年自然便养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底(的)迷信，以为资本主义是天经地义，资本家是社会不可少的中枢。”[1]261-262陈独秀对资本主义教育性质的认识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教育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1920年12月，他在致罗素的信中就究竟是用资本主义来发展教育和经济，还是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和工业进行讨论，明确提出：“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展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269这恐怕是党成立之前较早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教育主张的言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党成立初期，最迫切的任务是唤醒工农，通过工人夜校、农民补习学校等教育形式向工人、农民、士兵和青年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党的革命主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参加到社会革命、民族独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事业中来。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开始较为系统地考虑教育问题。关于苏区教育的性质，毛泽东指出：“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2]5显然，中华苏维埃政府实行的这种教育，与同一时间国民党政府所实施的教育在性质上有根本不同。毛泽东明确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7为工农大众服务、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些特征鲜明体现了那一时期党对于教育性质的认识。 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93基于这种观点，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2]106“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2]107“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108这些论述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性质。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2]212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高度凝练和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对教育性质的基本认识，成为当时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基本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