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前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1)06-0001-04

      学前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是近年来学前教育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文试图系统地归纳国外关于学前教育社会经济效益的最新研究成果。

      关于学前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的代表性研究包括：1981年门罗(Monroe，E)和麦克唐纳(McDonald，M)的开端计划研究，1982年格雷(Gray，S)等人的早期训练研究，1988年伽博(Garber，H)的密尔沃基项目，2000年拉米(Ramey，C)等人的初学者方案研究，2001年雷诺兹(Reynolds，A)等人的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韦卡特(Weikar，D)、劳伦斯(Lawrence，J)、萨尔哈特(Schweinhart，L)等人的高瞻/佩里幼儿追踪项目等。另外，美国的经济发展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许多教育经济学家如诺艾(Roy，J)和迪姆斯(Timothy，J)、詹姆斯·赫克曼(Heckman，J)、冈德森(Gunderson)、克里夫兰(Cleveland)和克拉辛斯基(Krashinsky)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芝加哥亲子中心研究和高瞻/佩里幼儿研究项目在这些研究中最具代表性。

      一、国外关于学前教育经济效益研究的主要观点

      (一)普及学前教育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投资传统经济方案的效益

      美国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资助的研究项目“普及学前教育与投资传统经济方案的比较研究”表明：高品质的学前教育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一般商业补贴和投资。该研究预测，持续普及学前教育到2080年可提高将近2%的国家就业率和国内生产总值，会为国家多创造出300多万个就业机会，学前教育所带来的收入约达到每年投入的4倍。表1显示到2080年普及学前教育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1]

      

      如果州将同样的资源投入到商业补贴和普及学前教育中，投资传统经济方案最初可为州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到2033年，普及学前教育会给州创造相对更多的就业机会，到2080年，普及学前教育给州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投资传统经济方案的两倍多。[2]下图比较了普及学前教育和同样的资源投入到商业补贴中给一个州带来的实际收入差异。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商业补贴会给州带来更多的收入，但等到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幼儿成为社会主要带动力时，学前教育的经济效益更明显。[3]

      

      普及学前教育对州经济收入的实际影响图

      研究还发现，相同的资金用于学前教育和商业补贴对州和国家层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投资1美元在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上，在州层面会产生约3美元的收入，在国家层面会产生约4美元的收入；而投资1美元在商业补贴上，在州层面会产生约3美元的收入，在国家层面上只产生不到1美元的收入。表2显示，对州而言，普及学前教育的收益与商业补贴的收益相差不多；但对国家而言，普及学前教育的收益远远大于商业补贴的收益。[4]

      (二)学前教育具有较高的经济回报率

      多项研究表明：学前教育具有较高的经济回报率。芝加哥亲子中心通过追踪研究发现，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对学前教育每投入1美元，15～18年后所获得的收益是7.14美元，其中社会获得的收益是3.85美元，幼儿及其家庭获得的收益是3.29美元，社会收益主要来源于犯罪率降低等带来的行政、司法开支的减少。[5]初学者研究方案的研究结果显示，学前教育的投入收益是1∶4。艾尔密拉的出生前和早期婴儿项目(Elmira Prenatal/Early Infancy Project)的研究结果显示，学前教育的投入收益是1∶5。在高瞻/佩里幼儿教育项目中，研究者在123名低收入贫困黑人中随机抽取了58名儿童(实验组)，让他们在3岁和4岁的时候参与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项目，而另外的65名儿童(控制组)没有接受学前教育项目。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儿童经过约4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优质的学前教育对贫困儿童成年后的学业质量、经济状况、犯罪率减少、妇女就业、家庭质量和健康状况均有积极影响，让儿童终生受益。如，实验组成员在40岁时的被雇佣率显著高于控制组(76%对62%)；实验组成员年收入也显著高于控制组(27岁时，$12，000对$10，000；40岁时，$20，800对$15，300)。成本收益分析显示：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实验组被试27岁时，对学前教育每投入1美元能够获得7.16美元的收益；实验组被试40岁时，对学前教育每投入1美元就可获得17.07美元的收益，学前教育的投入回报率大幅增长，其中4.17美元是对个体成长的回报，12.90美元是对社会公共的回报，体现在社会福利、补偿教育、预防犯罪方面投入的降低以及纳税的增加。[6]40岁时，实验组成员与控制组成员对比，需要社会救济的记录更少，拥有自己的房子和稳定住所的人更多，而且不少人拥有储蓄账户和车辆。男性表现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