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1)02-0101-07 吉尔伯特·罗兹曼在评价中国1905年废除科举一事时说，这是一件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相当的大事，它“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对中国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1]可以想见，包括废除科举在内的清末教育变革必然会对生活在那个时代且与传统教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乡村士人的心理带来严重冲击。那么，这些士人是如何认识、评价这场变革的呢？他们对这场变革的体验受哪些因素影响？这对他们现实的教育活动又会发生怎样的作用？以往的教育史研究很少关注此类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真实思想和感情的流露往往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无法见之于公开的文字。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乡村，很少有机会发出自己声音的中下层士人而言，更是如此。 幸运的是，近年来一些乡村士人日记的相继问世解决了这一难题。这些日记尽管可能无法提供很多“史实”，但是，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的那样：“它（们）的史料价值在于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历次重大事件在民间的反应，保存了不少普通老百姓当年的原始议论，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献和显赫人物回忆录中所难以见到的。”[2]解读这些日记，将其中的记载与有关史料文献进行对比互证，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和把握一个世纪前那场大变革中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从而加深对历史全貌的认识。本文力图通过对《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这两本近代乡村士人日记的解读和对比，考察乡村士人在清末民初教育变革中的心态及其教育影响，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 一 《退想斋日记》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本清末民初士人日记。它的作者刘大鹏，山西太原县人。1878年他考中秀才；1894年中举后四次参加会试，均未中。除因参加会试到过北京和河南外，刘大鹏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相对富庶但却有点封闭的晋中农村，这也使他的思想略显保守。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士人一样，刘大鹏自幼从师读四书五经，接受传统教育。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1905年科举废除之前，准备和参加科举考试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时时梦想着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他批评那些只知谋生的读书人说：“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3]71在他看来，读书人只有应试博取功名，才不枉读书一场。科举考试的任何消息都牵动着他的神经。1896年5月，刘大鹏生活的地区出现这样一则传言：“近有废学校，裁科考之谣，不知是否真切。人心摇动，率皆惶惶。凡为士者竟有欲废读书而就他业之人。盖士人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谣之起真耶假耶，不得而知也，真令人二、三其心。”[3]57尽管事后证明这只是一条子虚乌有的传言，但这类信息已经足以使刘大鹏这样的旧式士人感到手足无措、惶恐不安。 然而，科举制度还是在1905年9月被废除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刘大鹏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在日记中写道：“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3]146“昨日在县，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3]147痛苦之情，溢于言表。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刘大鹏都无法从科举废除的阴影下走出来，一直郁郁寡欢，感到生活空虚无味，甚至在科举废除将近十年后的1914年，他依然对此耿耿于怀：“予之幼时，即有万里封侯之志，既冠，而读兵书，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由恢复中原，不才孰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3]192可以看出，他认为自己的失意、困厄和一无所成就都是由科举废除所致。 这种心情自然影响到刘大鹏对新教育的看法。虽然刘大鹏对新教育素无好感，但在1904年初，他还是与其他一些绅士一起参与了该乡某一小学章程的起草和筹划。[3]132然而，在科举废除后，刘大鹏对新教育由不满和不屑变成激烈批评和攻击。他批评大多数新式学堂只是徒有虚表，无法真正担负起为近代中国培养人才的重任：“现在变法，改书院为学堂，而学堂规模只是敷衍门面，务悦庸俗之耳目，并不求实，凡设立学堂，铺张华丽，经费甚巨，意在作育人才而人才终不可得。”[3]140这类学校只知道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教育学生，不重视传统思想和价值观的灌输，结果造成学生品质的低劣，学校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今之为师者，以算学教人，洋人之学为训，其得善人能多焉？”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否耶！洋人之学专讲利，与吾学大背，趋之若鹜，不知其非，亦良可慨也已”。[3]144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缺少了圣贤之道的引导，没有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新式学校中各种思潮泛滥，自由、平等、革命等“异端邪说”竞相兴起，导致人心不正，社会秩序混乱：“学堂之害，良非浅鲜……凡入学堂肄业者，莫不染乖戾之习气。动辄言平等自由，父子之亲，师长之尊，均置不问。”[3]163总之，在他看来，新教育只会搅乱乡村社会思想，破坏乡村社会伦理道德，加重乡村民众的负担，激化乡村社会矛盾，造成乡村社会动荡不安。它不仅于社会无益，反而会败坏人才，破坏乡村社会秩序。平心而论，在20世纪初新教育向广大乡村推进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刘大鹏把新教育看得一无是处，从根本上予以否定，显然不符合当时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应当说，刘大鹏看到的新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其消极、悲观心理投射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