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1)05-0003-09 一、隐晦的课程改革理论基础 关乎课程改革的基本立场，决定了课程建设和发展的方向，对课程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肩负着“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重任，牵涉千家万户的根本利益。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否明确和可靠，对课程改革的科学推进至关重要。然而，新课程在此却出现了隐晦或避而不谈的境况。 （一）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政策文本中没有明确说明和阐述 教育部2001年6月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作为“指导本次课程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和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1](263)，行文中只是表明了本次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即：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其中并没有具体、明确说明和阐述本次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2002年4月，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的行政推进课程改革的文本《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出版，具体“阐述了《纲要》所涉及的核心概念，新的课程理念和对推进新课程工作的思考”，目的在于“准确和深入浅出地阐释《纲要》的基本内容”，[1](263)其中也淡化了本次课程改革的新理念来源何处，依据是什么等问题。 （二）在课程改革的有关文本中可以看到些许理论观点 虽然在政策文件和行政推进文本以及课改方案主要研制者的权威解读文本中没有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具体阐释和说明，但从其具体行文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理论依据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在第一部分“课程改革的目标与背景”中，花费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了要“十分重视在统整各派建构主义观点的基础上汲取其思想的合理内核”的观点以及“试图通过对加德纳的多元智力学说和斯腾伯格的成功智力学说的综合，全面更新与提升人的智力素质”的观点。[2](22)书中第四部分“教学理念与策略”，作者引入“文本”与“对话”这两个后现代课程理论的重要概念来探讨教学活动的本质，用“有效教学”的理念来强调过程评价和目标管理，将“多元智力”阐述为本次课程改革的一个核心概念，分析了我们的学校教学对学生个别差异关注不足的现象，并且介绍了国外针对学习倾向差异进行教学的操作思路。[2](203-269)《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一书与《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相比，容量要小许多，观点也更为含蓄。编者淡化了课程改革的理念来源于何处的论述，着重阐述本次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新理念本身。例如，编者在第四章“新课程与教学改革”[1](110-138)中对教师观、学生观以及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新理念进行了阐述，从中些微透露出了以重创生、重过程以及尊重人为特征的建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理论的影子，但大多并没有直接点明理论的名称。只是在第五章“新课程评价”部分[1](160-161)，详细阐述了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带给学生评价的启示。由此可见，我国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在有关政策文本和学者解读文本中没有明确说明具体的理论来源，但我国课程改革是有理论基础的，在一些方面的确吸收了西方现代课程理论的观点。 二、课程改革理论基础讨论的过程及其主要观点 正是由于在正式的政策文件推进文本以及解读文本中缺乏有关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阐述和说明，在新课程的实际推进过程中，无论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还是一线的教育教学实践工作者都对本次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进行了质疑，有些理论工作者试图对此进行解释和解答，由此就产生了研讨和争论。 （一）讨论的基本过程 课程理论工作者对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早在新课程开始实施之初，吕达就撰文《深化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指出要从课程理论的角度认识有关政策规定，“我们不应割断历史，而应立足现实，继往开来；我们不应照搬外国，而应立足本国，洋为中用。对历史的东西、对外国的东西，我们应分析它的背景和条件，找出历史与现实、外国与本国的连接点，而不是一切推倒重来，重新开始。”[3]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与推进，各种实际问题不断产生，人们开始对新课程进行反思，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质疑。2003年有人指出“新课改先天不足”，“从某些带有倾向性的倡导和似曾相识的概念中，隐约觉察到这次课改的理论支撑相当匮乏和凌乱”，缺乏科学的完整的理论支撑。[4]2004年，王策三在批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中，认为当前存在着一股以“轻视知识”为特点的教育思潮，“这一思潮触及了教育的基本矛盾，反映了社会、人、教育与发展的某些趋势和理想，但是却不能以这种思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教育、课程改革”，他从知识观层面批评课程改革所依赖的理论依据是不全面不深刻的。[5]同年，来自一线的教师也提出“新基础教育课程理论基础不牢”，“从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的舆论前奏到课程改革的开展，学术界的主导舆论基本上是西方后现代课程论”。[6]针对王策三的观点，钟启泉发表了两篇论文予以反驳，从教育价值观、知识观、课程观、学习观等方面为新课程的理念进行辩护。[7][8] 2005年5月，靳玉乐、艾兴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文，指出：关于课程改革的理论，“没有谁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并提出“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认为“在课程改革中，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9]由此引发了关于课程改革理论基础问题的大讨论。《中国教育报（教育科学版）》持续开展了半年多的讨论。从2006年开始，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文章陆续在其他学术期刊发表出来，至今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