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规范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两个发展路径：一个是自由个人主义伦理学，一个是德性伦理学。自由个人主义伦理学起源于康德的“道德绝对律令”，倡导用理性所推理出的脱离各种情感和欲望的普遍客观规则来建构社会道德体系。它主要指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权力论。罗尔斯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平等的“自由原则”；诺齐克强调每个人的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德性伦理学是古典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复归，提倡“过美好的生活”是一切品德的目的(telos)，因而德性伦理学又可以被称为目的论伦理学。由于德性伦理学主张把关注的中心转到共同体，并坚持认为，个人是被嵌于一种具体的道德、社会历史和政治背景中的，这种背景对于个人的同一性(身份)起着建构作用。①因此它们又被称之为“共同体主义”，A.麦金太尔是其知名的干将。 《追寻美德》是麦金太尔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他运用伦理学史的方式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伦理学进行了整体批判，而批判的立足点在于追寻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倡议建构现代社会的共同体，以治愈现代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 该书的论述，历史是经，哲学是纬。采用倒叙的方式，由近而远地追溯并分析批判了情感主义的伦理学说、启蒙运动各种道德筹划的失败以及中世纪和古典社会的美德伦理。就在这种历史社会的纵横捭阖中铺成了自己共同体主义伦理学的主张，旨在向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靠近。所以对《追寻美德》的解读要从后而前进行。 麦金太尔对美德的追溯是以亚里士多德为核心的，之前包括荷马时代的诸美德，之后包括了中世纪的发展直到现代简·奥斯汀和富兰克林的美德观。荷马时代的美德是一种使个人能够履行其社会角色的品质；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是一种使个人能够朝实现人所特有的telos(目的)运动的品质，无论这目的是自然的抑或超自然的；而富兰克林的美德是一种有利于获得尘世或天国的成功的品质。②三者的共性在于：它的存在以认可对于社会和道德生活中的某些特征的某些先在的解说为前提，需要这些社会常识界定和解释什么是美德。 一、美德是什么？ (一)美德与实践相关 美德是一种行动的品质，而具有这种品质的行动被称之为“实践”。也就是说，美德内在于实践，美德符合实践的内在利益。比如，画家对卓越的追求是艺术实践的内在利益；同时画家这种追求卓越的生活方式是另一种内在利益。外在利益是指附着在内在利益之上的名声、财富、社会地位等等。 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的重要差别在于：每当外在利益被人得到，它们始终是某个个人的财产与所有物。某人占有它们越多，剩给其他人的就越少。内在利益诚然也是竞争优胜的结果，但它们的获得有益于参与实践的整个共同体。③ 麦金太尔想用“实践”来意指任何融贯、复杂并且还是社会确立起来的、协作性的人类活动形式。通过它，在试图获得那些既适合于这种活动形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这种活动形式的优秀标准的过程中，内在于那种活动的利益就得以实现。结果，人们获取优秀的能力以及人们对于所涉及的目的与利益的观念都得到了系统地扩展。④ 他的这种实践观源自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亚氏在论述什么是善或好(good)时，就指出当一种事物或人通过实践达到了他们之存在的目的时，就是好的。如笛子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就是善(好)。而正义就是将事物赋予配享它的人，如笛子赋予最好的笛手，因为他能发挥笛子的最佳性能，充分地实现了笛子的存在目的。 所以实践的内在利益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telos)，就是善，而能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就是美德。但是美德又是一种获得性的品质。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只有人们认可实践的内在利益才会去追求它。而对这种内在利益的共同追求，则构成了实践中的共同体。 (二)美德反映了对个人生活的叙事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 人们通过讲述故事，将自己的生活植入故事中，从而获得生活的经验和行为的启发。美德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叙事能力，是因为它本身根植于一个与作者和读者同一的社会生活中；反之，如果美德不能被理解，一定是它所起源的生活与读者的生活出现了距离。 美德的叙事性佐证了人的叙事概念(narrative conception of a person)：“人不仅在他的小说中而且在他的行为与实践中，本质上都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⑤麦金太尔认为，人不是天生而是通过他的历史成为了一个渴望真实的讲故事者。我们每个人进入人类社会，都会被赋予各种角色。我们要询问的是：我们在什么故事中扮演着角色？我们要做什么？正是通过倾听各种传统故事，我们知道了这些问题的答案，知道了人们之间是如何互相理解，知道了这个世界的方向是什么。“除了通过构成社会之最初戏剧资源的那些储存的故事，我们无从理解任何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⑥ 叙事性的自我概念有双重需要：一方面，我是在我历经从生到死的故事过程中被他人所合理地认为是的那个存在；我是一个历史的主体，这个历史是我自己的而不是任何人的，并且有其自身独特的意义。当某人抱怨他的生活无意义时，说明生活对他来说已变得不可理解，不再朝一个顶点或telos运动。因此，在其生活中的那些决定性时刻这样做而非那样做的意义对于这类人似乎已经全然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