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身份问题的提出 质性研究讲求实地研究资料的收集，要求研究者亲身体验研究地的日常生活。在教育质性研究中，研究者资料收集的常用手段集中在访谈、观察以及实物收集等。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预设性极强的过程：研究者事先准备好访谈提纲和观察量表，然后进行材料收集；而研究对象则按照要求呈现材料和行动。如果我们承认这个过程确实存在诸如“结构化”、“预设”等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研究者运用诸多手段收集资料的过程，其实就执行了一个个人意志与选择的过程。而后研究者才对这些材料进行编码、予以分析，并引出研究结论，撰写研究文本。这个编码、分析与引出研究报告的过程，同样是研究者个人选择与鉴别的过程，是研究者个人身份参与的过程。如果这样，那研究者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情景：所谓材料的收集抑或是研究文本的撰写，其实都是在研究的高度参与和控制下完成的，质性研究乃是一个“个人化”的研究。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拟提出个人身份自觉的概念。 所谓身份的自觉，是指研究者自我的身份意识，即对自我身份之于教育质性研究过程影响的体认以及自我重构的意识与觉察。教育质性研究乃是“一个带着丰富身体和生命经验的研究者在研究活动过程当中从事观察与体验同样带着丰富身体和生活经验的生活世界，作者之间是一个不断相互反身(mutually reflexive)和诠释(mutually hermeneutic)的过程”。①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走向身份的自觉，保持对研究者个人身份的敏感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分析质性研究者的个人身份问题，是把身份理论、伦理学理论以及质性研究理论运用于研究实践的尝试。这对于提高质性研究规范、摆脱实践的伦理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再次，对于研究者本身而言，身份的自觉让其自身更加地明了。正如黄剑波所言：“我认为这种身份自觉其实关系到我们对于研究本身的意义的把握。就我看来，我们之所以对某一社会现象或宗教进行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和认识社会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对自我的认识过程……。”② 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一)制造同意的取向 一般而言，访谈成为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直接交流的最主要形式，而观察则在另一个侧面支持和验证访谈的真实性，长期的、深入的实地生活和体验过程使研究具有合法性，由此带来了过程与结论的客观性。但是，笔者质疑的恰恰是这种客观性——即材料收集过程中其实隐含的“表演性”和“制造同意”的可能性。 访谈被认为是平等的。访谈者依据设计好的访谈提纲提出问题，访谈对象按照问题提供真实的信息。实地的观察也处于类似的状态，研究者按照设计好的观察指标与量表，运用参与式与非参与式的形式观察研究对象，并依据时间、关键事件或者其他分类的形式记录所观察的行为。可以说，无论是访谈还是观察，研究双方都是处在一个平等交流的互动环境之中的。但事实上，这种平等在后现代视域下并不能得到承认，后现代学者强调这个过程乃是一个创造“标准现代主体”的过程。即由于访谈、观察都是结构性很强的预设，被访谈者在“参与”、“互动”的形式下其实不得不忍受“规范性”、“约束性”和“远离日常经验”而带来的“伤害”。而在女性主义看来，这种互动不过是研究者引导研究对象“表演”的过程，是引导研究对象与主流文化模式吻合的过程，而一旦研究对象存在“反抗”，研究者的强势文化与文化暗示便会出现，并在访谈与观察的结构性中得到部分的呈现。这其实就好似一个“共谋”意图与“同意”的“制造”。保罗·拉比诺就曾指出这种在田野作业中“制造同意”的知识生产方式：“事实(fact)是被制造出来的——这个词语来自拉丁语factum，是制作、制造的意思——我们所阐释的事实是被制作，并且被重新制造。”③ (二)实地记录 在研究过程受到强烈批判之后，再讨论研究者在实地研究中所作出的实地记录，似乎有些牵强和多余。过程既然是“制造同意”的过程，那么实地记录必然也是“制造同意”的记录而已。在这里，我们并不需要持有这样坚决否定的态度，而明智的做法在于承认实地研究中个人的高度渗入，并予以分析和解释。这也是为什么在后现代思潮盛行的时代，质性研究依然不减魅力的原因所在。研究者没有必要因为“自我”成为实地记录中的一部分而焦虑。 实地记录作为一种研究手段与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实地生活的现实场景，为研究者的后期写作提供了最根本的材料。实地记录具有连接和唤起的功能，连接实地研究中碎片化的记录，唤起研究者内心曾有的感悟和记忆。其实，在研究者看来，实地记录其实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是精心写作、编排和润泽的过程。在写作的形式上，它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形式，比如，日记体或者是自传体。虽有文学的形式，并且只能通过文学的形式，但是在时间、情节与事件上，实地记录与文学作品相距甚远。在实地记录中，研究者不仅仅记录研究对象，也记录自我的亲历和感受，是有价值的文献。 在肯定实地记录情节的真实性的同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实地记录的个性化和私人性。质性研究是带有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研究，实地记录在含有集体研究信息的同时，还是一个极度个性化和私人化的记录。实地记录当中有研究事件的记录，也有个人反思的故事，当然也会有一些晦涩模糊的个人化语言以及情感宣泄的话语。作为实地研究的资料，它是有价值的，它不仅是研究者实地活动的记录载体，也是研究者反思的载体，还是研究者情感排遣的基本途径。而更重要的是，它及时记录了研究者一闪而过的“幽灵”，渗入了研究者的个人理解而成为研究的重要资源。实地记录是质性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活性元素，并作为一种互文性联系而最终展现质性研究的魅力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