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育德的核心思想与理想追求，就是用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人。问题是，道德的制度从何而来？在制度结构体系中，学校制度并非本源性的制度，相反，它来源于、受制于国家根本制度和国家基本制度。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欲求道德的学校制度，必有道德的国家制度。那么，国家、国家制度的道德性质如何？它们是正义的还是相反？由于我国长期专制政治的历史传统，人们或者认为国家、国家制度“天然”是道德的，或者即使有所怀疑，却不敢公开讨论，以至于已有的伦理学、教育学理论，都只是“盯住个人”、教化个人，追求个体的善，而没有关注和反思国家道德或“国家的善”，缺乏清醒的国家反思。 一、国家是道德主体 对国家的解释多种多样，有案可查的定义就有145种之多。很长时期以来，在我国的政治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表达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种阶级统治的国家观，毫不含糊地表明国家是一个利益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最高的权力主体(对内而言)。不过，我们很少追问，这个权力主体是不是一个道德主体，有没有道德义务，以及有什么样的道德义务。 其实，从法律与道德相互联系的观点来看，任何个人或组织，如果承认其是权力主体，不言而喻，其同时就是道德主体。因为，既然他或它享有一定的甚至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力，理所当然，他或它就应该承担必须的不可让渡的法律义务；而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尽管不同，但互为支撑，互为证明。如果没有道德的支撑，权力实为甚至仅为暴力。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国家，毫无疑义它是一种组织，它应该而且必须服从这一公理。 首先，国家具有道德行为能力。从逻辑上讲，要承担义务，必须具备行为能力。尽管我们常常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国家一词，但是，国家并不抽象，它由领土、人民和政府构成。国家行为常常是由其领导者、领导集体乃至全体国民做出的，“他们”是能够进行理智判断的正常人，是能够承担行为后果的责任人。国家的行为能力源于(当然不止于)“他们”有行为能力。如果组成国家的是一群精神失常的疯子，那就谈不上行为能力。 其次，国家有必要接受道德约束。至今为止，国家是人类最重要的利益组织或利益集团，地球上70亿个体的人首先属于204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国际交往中首先查证的是个体的国民身份即国籍。国家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影响巨大，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巨大灾难。而且，国家行为是有自由的，不受强制的。对外，它是独立的主权实体，加入或不加入某一国际组织，承认或不承认某一国际条约或规则，采取或不采取某一国家行动，它有不受强制的自由；对内，国家是最高的主权实体，具有最高的国家权力，凌驾于任何组织、政党和个人之上。影响巨大而有行为自由，就决定了国家有必要接受道德约束，方能合理合德地行使国家权力。否则，一个在国际上背信弃义的国家，一个在国内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国家，那将是一场灾难。 二、国家不一定是道德的 肯定国家是道德主体，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与义务，是否意味着国家具有不可怀疑的道德身份或道德合理性呢？是否意味着国家必然道德呢？是否意味着国家和国家制度具有不容争辩的正当性呢？我国几千年“造反有理”、“马上打天下”的暴力夺权，使人们不敢提出对国家权力正当性的怀疑，甚至用“君权神授”、“众望所归”或“百姓选择”为之作道德合理性的论据或包装。 其实，通过革命、暴力或者其他手段取得了国家政权，并不等于国家政权就是道德的(事实与价值并非时时一致)，更不等于对国家权力的使用也是道德的。世界历史上，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尽管合法上台，但是，无论是行使国家权力，还是产生的实际后果，都是不道德的。现实国际政治中，有的国家被称之为邪恶国家，有的国家自称为正义国家，尽管我们不一定同意其判断标准，但这一区别本身就说明国家是有其道德身份和道德定位的，它是值得怀疑和探究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国家的道德合理性？ 这还得回到国家的性质本身。如果坚持国家的阶级本质，视国家为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能够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能够增进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家，对统治阶级而言，就是道德的，就是承担并履行了其道德使命；至于对被统治阶级而言，是否道德，那又另当别论。比如，血腥镇压人民起义或暴动，对于统治阶段来讲，是天经地义的，是正当的，当然也是道德的；但是，对于人民来讲，则正好相反。实质在于，国家究竟是谁的国家，究竟反映或代表谁的利益。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一种是把国家视为个别人或少数人的统治，即专制集权统治，这是传统的国家；另一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共识，即把国家视为人民的统治，坚持人民民主，这是进步的现代的国家观。如果坚持国家的民主本质，即认为国家源于“公意”或“契约”，主权属于人民，它是“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OF PEOPLE，BY PEOPLE，FOR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那么，能够维护人民利益，促进人民幸福，这样的国家则是道德的。事实上，别管姓资姓社，不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二者的宪法都宣称自己是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民国宪法》第二条宣称：“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宪法宣称“人民主权”(西方)或“人民主人”(我国)，表明国家对于民主价值的认可；不过，现代国家的道德性质，或现代国家道德，或现代国家正当性，如果只看其宪法表达，那就太天真了。因为宪法可能被“悬置”，可能被架空。名义上“人民主权”，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因而，判断国家是否道德，更要看其民主实践，包括民主权力配置和民主权力运行，后两者既是民主的制度设计，也是民主的道德实践。孟德斯鸠甚至强调后者更重要，认为没有权力制衡，就没有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