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0）05—0084—09 克林顿总统的首任劳工部长赖希在他著名的《国家任务——迎接21世纪》一书的开头写到：“留存于国家界限之内的一切，是组成国家的公民。每一国家的重要财富将是其公民的技能。” 显而易见，这些重要财富将首先依赖于该国的教育体系。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题目就是“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报告一再强调：“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在21世纪到来之际，教育和各种培训已成为发展的首要推动力”，“教育投资是能生产长远效益和回报的经济投资和政治投资，是一种社会性投资”。[1] 确实，如果我们要使国家财富——全体公民的素质——不但不至于减少和下降，而且逐步上升，我们就特别寄希望于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只能选择最好的教育。因为在我们看来，“教育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世界银行的专家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增加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加9%。根据美国经济学家、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计算，教育资本在增加国民收入中做出贡献的比率是33%。在谈到战后日本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创造出世界奇迹时，前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发出感叹说：“这算不了什么‘奇迹’，但有一句话我可以奉告各位，我们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2] 正是因为未来的世纪是以智慧取胜的世纪，各国都把成功的希望之光聚集在培养适应新世纪需要的合格人才上，世人称此为“通向新世纪的战略制高点”。 这方面，美国人是可以骄傲的。世人都毫无异议地认为，美国是世界超级强国。世人更毫无异议地认为，美国发展的高水平与其发达的教育密切相关。 美国前教育部长威廉·丁·贝内特在一份题为《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报告》中说道：“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把我们的学校作为民主、个人机会和社会灵活性的原动力的信念一直受到推崇。未曾有过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如此长久而成功地为如此众多的学生服务，并使之达到各种目标。我们传统教育的成就是值得骄傲的。美国人民坚信教育有改变他们及其子女命运之威力”。教育部长的话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美国确实拥有当今世界较高的教育发展水平，并且使其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坚强基石。 三四百年前，美国大部分土地还是草莽未辟的处女地，两百多年前，它还没有取得自由发展的独立权。然而仅仅一百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了。19世纪初开始工业革命，20世纪初工业化基本完成，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9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更加持续高速发展，处于有史以来的鼎盛期；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4%；到90 年代末，工业产量比1970年提高了90%，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处于25年来的最低点。[3]1900年美国年满25 岁以上的人口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所占的比例不到5%，而1997 年达到高中或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已高达82%。1998年美国大学毕业生已占总人口的33%。 为什么美国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取得令人瞠目的发展？为什么美国没有像有人预言的那样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反而出人预料地持续增长？结论是教育和科技！知识、人才、良好的教育体系，是美国经济增长中极为重要的动力。 美国能在不长的时间里，按全球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的需要开创自己的教育事业，并在锐意改革中进步。尽管改革的结果与教育的现状还大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中却不乏创造性的、值得我们借鉴的成功举措。 一、一种意识——强烈的危机意识构成美国教育健康发展的心理基石 面对新技术革命、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许多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教育是其实现世界霸主地位的工具，因而，这种意识毫无疑问地折射到了教育的身上，也正因如此，教育危机感在美国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从50年代到90年代，美国的教育改革无不与特定历史阶段的教育危机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 自二战以后，为迎接越来越严峻的内外挑战，美国共经历了四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它以本世纪50年代末由苏联在“外层空间”的挑战而引起的“学科结构”运动为发端，到70年代初兴起的“生计教育”，至70年代中期的“回归基础”运动以及80年代的综合教育改革运动。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教育改革日益突出地呈现出对未来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意识： 1981年，面对教育技能不断下降、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严峻局面，联邦教育部领导成立了“国家优异教育委员会”（The National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委员会于1983 年发表了《国家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揭示了美国当时教育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因此报告开宗明义地警告美国人民：“我们的国家处于险境”，我国“现在正被世界各国的竞争者赶上”。“我国社会的教育基础目前受到日益增长的庸庸碌碌潮流的腐蚀，它威胁着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未来”。该报告犹如炸雷震惊了美国人，他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教育的平庸，“追求教育优异”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这种“一致”和“共同”是十分少见的。 1986年，美国卡内基基金会发表的《国家为21世纪的教师作准备》指出：美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正在减弱，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削减，国际事务中的干涉能力缩小，“美国需要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可以产生更好的美国”。 1989年，享有盛誉的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完成了《2061计划》，认为“美国的民主影响力和国际力量与其他国家相比，特别与日本相比，一直在弱化，民主力量和国际力量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科学技术是否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