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历史自觉意识 周洪宇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邮编：430079 任何一门学科建设，不仅应该适应学科建设自身的内在需要与社会总的发展趋势，而且也应该顺应国内外学术的演进逻辑和发展走向，对学科建设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学科如何发展始终抱有清醒的认识，具有一种学科建设的历史自觉意识。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具有国际视野，才能明了和把握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自觉地为学科建设贡献个人力量。教育史学科也是如此。 基于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自身需要，以及国内外学术演进逻辑与发展走向，本人认为，教育活动史研究应该也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和重点领域。 教育活动是直接以促进人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活动的总称，也是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方式总合。教育活动是影响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个体的活动是个体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活动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发挥指明了方向。人的教育活动最能充分体现教育本质，所以，任何国家的教育学研究，都把人的教育活动研究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 同样道理，教育活动史也应该成为教育史学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教育活动史是直接以促进人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活动的历史，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以各种方式参与教育过程并进行互动的历史，是影响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教育活动史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又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还是连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中介和桥梁。教育活动史与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构成一种倒三角关系，教育活动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础，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结果。没有以人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的教育活动史，就不可能有人类光辉灿烂的教育思想史和系统完整的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辅相成，三足鼎立，缺一不可。离开了教育活动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有如无源之水，难以维持，又如无桥之岸，无法沟通。因此，研究教育史，首先必须研究教育活动史。 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第一代教育史学者就在他们的著作里明确指出了研究教育活动史的必要和可能以及途径和重点，如王凤喈先生在其被列为教育部部定大学用书的《中国教育史》第一编“绪论”中明确指出“教育史为记载教育活动之历史”，研究教育史，不能孤立地研究历史上的教育活动，而是应与政治制度、社会思想及至社会之全部相联系、比照来进行，应将教育史放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研究。① 而陈青之先生在他那本列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中国教育史》中则写道：“教育史之内容，包括实际与理论两方面，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及教育者生活等等，属于实际方面；政府的教育宗旨，学者的教育学说，及时代的教育思潮等等，属于理论方面。”② 雷通群先生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也指出，教育事实“包有两种要素，其一为教育理论方面，其二为教育实际方面。前者是关于教育理想或方案等一种思想学说，此乃构成教育事实之奥柢者，后者是根据上述的思想或学说而使其具体化者，如实地教学、教材、设备、制度等均是。……此等理论或实际，若为某教育家所倡导或实施时，须将其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与教育事实一并考究。”③ 十分清楚，陈、雷两位这里讲的“教育实际”，不仅包括了教育制度，而且也包括了教育实施状况与教育者生活，以及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而这些正是典型的人的教育活动。对其作历史的研究，正是教育活动史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当年的教育史学者在具体研究和表述时，仍然习惯采用源于传统的“知与行”范畴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际”两分法，而对“教育实际”的表述又多用于教育制度，而少用于教育实施状况与教育者生活，以及人的生活、人格、事迹等。因此，后继的教育史学者渐渐无形中将“教育实际”的内涵逐步窄化，最后趋于混淆和消解。久而久之，沿袭下来，以至于习焉不察，司空见惯，使得学术界（包括那些有代表性的各种教育史教材、通史和权威学者的专著）至今仍通常认为，教育史学就是研究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而不包括教育活动史。教育活动史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它就蕴含在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之中。研究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就是研究教育活动史。这种忽视教育活动史研究，只注重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的做法，将教育活动史混同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之中，导致“只见物不见人”，“只见思不见行”，无疑是过往教育史研究极大的缺陷和不足，也是长期以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研究大多流于平面和肤浅，无法形成立体多层动态研究，难以真正深入、取得实质进展的根源所在。 如果进一步细究，除了上述学者们“理论与实际”的思维两分法和对“教育实际”认识的逐步片面化、笼统化原因，可能还与研究教育活动史需要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史料极为缺乏难寻有密切关系。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非要研究什么教育活动史呢? 但是，这些都不构成教育活动史无须也不可能独立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反过来，正好说明，教育活动史是一个被人们长期遗忘的角落，一个长期无人开垦的处女地，恰恰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史学者应该格外关注和重视的一个学术领域，这个长期的学术空白完全应该也有可能成为今后教育史研究取得重点突破的领域。而一旦开垦出来，将会给我们带来教育史研究的重大变化，甚至带来学科建设的革命性变革。 当我们拉开视野，转换角度，不再将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国内教育史研究领域，而是放眼国际学术界，就会发现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起，国际历史学界已发生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的新变化，“新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即由注重研究精英的思想和国家的制度转向研究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由包罗万象的宏大叙事转向具体细微的微观叙事。微观史学应运而生。 “微观史学”一词最早是由意大利史学家卡尔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人提出来的，是指“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它形成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为中心，代表人物是卡尔洛·金兹伯格、乔万尼·列维、卡尔洛·波尼（Carlo Poni）、爱德华·格伦迪（Edoardo Grendi）等人。1976年出版的金兹伯格的名著《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The Cheese and the Worms: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如今已被奉为微观史学的经典著作。后来，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并影响欧洲其他国家。德国的“日常史”、法国的“日常生活史”和英国的“个案史”也纷纷兴起并形成热潮。可以说，后者几乎都受到了意大利学派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一致，但是作为一种研究趋势，有其明显的特点，多是以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为重点，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深入地分析重建一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或是小区。他们的研究，虽然是具体的或者局部的，但是这种具体的结论有助于加深对整体结构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