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5485(2011)01-0046-04 一、有限理性及其界说 “经济人”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古典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理论假设即“理性人”假设，认为人是在一种完全信息状态下进行行为的决策，理性便是全知全能的人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假设指涉以下三个内涵：一是外在的条件和环境是绝对开放的、可以为人所全部认知的；二是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们具有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能够认识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三是人能够利用自己的所知所能做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决策。“理性行为”一般被理解成行为主体在完全信息的基础上，根据个体自身的能力，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非最佳化的行为过程。事实上，无论是外在的环境还是个体的人，都不是一种完全理性的状态。如果理性是一种在实验室中排除外界干扰的真空状态，那么我们真实的世界更接近于一种称作为“有限理性”的状态。有限理性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的决策理论的基本命题之一，西蒙认为，人类行为只能实现“满意”而很难达到“最优”，意味着人在有限理性的思考下的抉择结果难以获得最大值，而是以最佳值予以取而代之。有限理性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难对每个措施将会产生的结果做出完全正确的预测，常常要在缺乏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一定程度地根据主观判断来进行决策；在决策时，也不可能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措施；人们能否进行正确的决策，还要受到决策人的技能、价值观、对目标了解的程度、应具备的有关知识的深度以及所需资料的完备程度的影响；人的理性的限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对这些限度的认识本身可以改变这些限度。[1] 人是受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两者统一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之中。一方面，人是一种生物性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种给定的存在，具有受动性；另一方面，人具有创造性，要打破那种给定性和自在性，因此又具有能动性的一面。[2]外界环境的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外在环境的变化造成其具有不确定性，不同个体在面对不确定性的环境时，信息则处于不完全状态，这意味着人的受动性显然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人的能动性表明不同个体间获得信息的多寡以及对问题思考后所反馈的信息均不一样，不同群体之间处于不对称状态，个体不可能对外界环境随时随地地准确把握，也没法做到让每个人对外界环境处于同一认识状态，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的能力决定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处于一种有限理性的状态。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才能理智地对待理性与非理性、已理解的东西和还能理解的东西、普遍的理想和历史合理性之间的关系。[3] 教育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运用各种教学手段，传递社会历史文化、科学知识，生产和积累社会经验等，以培养理性的人为宗旨的社会活动。时空背景构成了教育活动所处的大环境，是一种由多种确定与不确定因素相结合的动态环境；教学手段的主体为具有能动性的有限理性的人；教学内容也是对特定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的描述。这些教育因素的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使我们不难把教育理解为在一个非完全理性的状态下各种要素的相互结合的社会活动，换句话说，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有限理性的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政策性存在，即是说，它无法离开政策而存在。如果把现代教育比喻成一种生命的肌体，那么，这一肌体的发育、成长绝不仅仅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要遵循现代教育政策或教育制度的设计与规约发育和成长。[4]教育的有限理性决定了教育政策无论是制定还是执行、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无论是内部环境还是外部因素，均是在一种有限理性下的行为结果。 二、教育政策行为的有限理性 行为是个体或群体从事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分为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教育政策行为系指教育相关者在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实践方式。更多人愿意标榜所谓的“理性”，因为在传统观念中，人们习惯性地将“理性”与“科学”、“真理”等词联系在一起，甚至等同起来，而专家学者因为对某一方面有更多地了解，自然地成为“科学”和“真理”的代言人。这意味着，专家学者的声音对于教育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较大的影响，至少从社会群体接受的角度来说，大众更加相信并接受经过专家参与制定的决策。从理论上说，让专家学者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比常人更深刻的“认识”，而且这些认识更具有科学性。[5]但事实上，一方面一些专家学者因为受到社会利益集团或个人利益的影响，很难做到决策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一些学者的学识和能力被有意或无意放大，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很难切实发挥作用，专家学者参与政策的象征意义成为政策合理性的挡箭牌。也就是说，专家学者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在体现人们对理性追求的同时，也成为教育政策行为的有限理性的理性化依据。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教育政策的制定抑或是教育政策的执行，其起着主导作用的并非专家学者，而是政府以及代表政府的官员。政府以及官员对教育政策主导作用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动机和目的，另一个则是其自身的能力。特定的动机和目的对于政策的价值倾向有着重要影响，教育政策的价值倾向受到教育政策制定者价值理性的直接影响，政府以及官员们是否将人民的利益予以综合考虑以追求利益的最佳化成为影响教育政策理性的重要因素，政府和官员是作为一个公正客观的价值中立而存在，还是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对于其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动机和目的有着直接的影响。政府和官员不能客观中立地在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扮演主导地位，成为教育政策行为有限理性最为直接的诱因。即便政府和官员立志于追求理性，科学决策，但官员们自身对问题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而是在具体条件下尽可能地追求最佳的结果。教育政策的内容是政府官员有限理性思考下的结果，这种结果既不是非理性也不是完全理性，而是一种有限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