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064(2010)06-0006-05 一、什么是农村教育 什么是农村教育？这是农村教育研究中最基础的问题，是开展农村教育研究和进行农村教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或许，在农村教育研究进行得已经如火如荼热火朝天、农村教育正在有序进行的当下提出这样的问题显得过于落后与保守。但是，为了避免诗人纪伯伦所描述的“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这样一种社会人行为窠臼，有必要在理论研究中做一些停留性的反思。在学界目前的研究中，关于“什么是农村教育”众说纷纭，研究者们从教育地域、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目标等等各方面进行界定，力图给出全面而有说服力的紧致定义，从而有资于当前问题重重的农村教育实践。统观各种观点，有两点关键性的共识。首先，从国际视角看，农村教育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其次，我国的农村教育问题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发生、发展的。基于此，可以做这样的推论，“农村教育”是作为“城市教育”的比照出现的。在传统的教育学语境中，“农村教育”提法之外大多就是“教育”了，与“农村教育”的频繁出现相异，很少有“城市教育”的提法。这不是因为“城市教育”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集体潜意识里，“城市教育”和“教育”基本是等同的，“城市”无意中被隐去了。所以，在学界热烈研究“农村教育”的背后有着这样的隐蔽导向：一是以城市教育作为标准之一来衡量、观照农村教育，从而对比出农村教育在经费、师资、校舍、仪器等等方面的匮乏，于是呼吁政府的投入、师资的培养等等；二是以城市教育为目标来规划农村教育，因此凸现出农村教育的贫穷、落后、困顿和迟滞，便急欲努力摆脱、逃离这种难堪的“农”性“村”质，这样一方面出现了基础教育之绝对应试倾向这样一个无可厚非且理直气壮的培养目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离农”“为农”之争，另一方面农村教育中基础教育之外的成人教育遭遇或无人问津或徒有虚名的惨淡光景。“农村教育”被身不由己地裹挟进以现代化为口号而实质为城市化的浪潮之中，“什么是农村教育”已经迷混了方向。 由于所处历史时期的特别，以及各主持者本身对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熟稔和对中国传统教育及文化的饱学，近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实验在当时就类似今天风靡的后现代理论一样，彻底颠覆了中国传承了千年的传统教育，但也没有接受当时以西方现代教育为摹本而构建的城市中的那套教育机制，实施的农村教育与城市大相径庭，同时又绝对不落后于城市教育。无论是昆山徐公桥实验区，还是河北定县实验区，抑或是山东邹平实验区，各个实验区都根据农村的特点、农民的特质和时代的需要，按其远近相协的实验意图构建了史曾未见的乡村教育模式。 近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实验改变了传统“重士而轻农工商”、“重道轻艺”的教育观，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农村中所有的男女老幼作为教育对象，按其不同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和由其社会角色、家庭角色等所决定的不同需要，进行“道艺皆重”的教育，让每一位乡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都享受到教育带来的实惠。在教育实验的推广上，结合乡村生活以经济为基础、农民最重实惠的特点，以利益为杠杆，驱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吾们认为‘利之所在，民尽趋之’。只须把有利的事实，给人家看，不怕人家不照办。……做一次两次，大家便哄起来了。”[1]在实验目的上，不是单纯为教育而教育，重视农村富、教、政三方面的改进和提升。每一个实验区都重视提高全体农民的文化水平，对儿童实行义务教育，对成人进行扫盲教育。在对农民进行扫盲教育让其掌握了求知工具的基础上，重视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纷纷从改进农具、改良物种、普及生产知识入手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山东邹平实验区还组织农民成立林业及蚕丝合作社和运销合作社，千方百计使农民致富。都重视更新农民的思想观念，昆山徐公桥实验区组织村民成立自治机构，河北定县实验区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山东邹平实验区将“精神陶冶”作为教育村民的恒常类课程之一，以此增进其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做现代的“新民”。在具体的教育形式上，各个实验区都改变了传统的“学校即教育”的片面的教育观，不仅重视学校式教育的系统性、高效性，还根据农村生产的时序特点和当时农民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因素，重视发挥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的优长。晏阳初在定县实验区提出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闻名遐迩的“三大教育四大方式”，其中家庭式教育在妇女教育的工作上成绩显著，“感化了她们的花岗岩头脑”，收到了“妇女解放的敏速”和“造成新习惯的容易”双重功效[2]。教育方式上注意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戏剧、话剧、秧歌，以及各种有声有色的活动。 近代中国各乡村教育实验植根于农村，从农村的生活特点、农民的心理特点出发，利用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别的教育，将全体乡民都有效地纳入了教育体系，实施切合农民、农村所需的教育。并且，以“教”为导入且“富”且“政”又“教”，循环往复，良性渐进，从而改善整个农村生活。这种纳全民——尤其是成年农民为教育对象，从“富”“政”“教”三面入手全面思考、安排农村教育及其地位的思路能够给今天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者以灵感。农村教育首先应该是以农村为土壤、为基点的教育，其次应该是符合农民需要的教育，更应该是能够为农村谋得利益的教育。当然，对于今日的农村教育而言，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实验作为一个过往的历史事件，在能够提供有益经验的同时，也具有可以警醒后世的些许教训。将近代中国的乡村教育实验与现今的农村和农村教育相对照，研究分析，能够为我们更好地化解今天农村教育中的种种矛盾，更好地定义今天的农村教育，赋予其应有的使命提供历史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