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深度介入:转型期教育实践研究的新方式

作 者:

作者简介:
伍红林(1976-),男,湖南永州人,教育学博士,江苏淮阴师范学院教科院副院长、副教授,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学校变革研究;淮安,223300。

原文出处:
现代大学教育

内容提要:

“主动深度介入”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开展教育实践研究的新方式。在秉持坚定的教育学立场,主张实践研究与实践变革过程相统一及根据研究与变革内在需要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具体综合运用,强调理论者与实践者、理论与实践、“事”与“人”三大关系的内在融通与交互生成等方面,它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它亦有一定限制条件。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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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0)06-0038-06

      一、主动深度介入式教育研究的提出

      “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领域、各层次的共同挑战和特征,也是当代中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共同主题。主动深度介入式教育研究是教育理论者主动参与到当代中国转型背景下教育实践变革中去,探究教育实践变革内在事理(说明是什么,解释为什么,还要讲出如何做)的过程,是将研究教育实践与创生新型教育实践融为一体的过程。它既相对常见的旁观式教育研究[1]而言,也相对于“应答建议式介入”和“旁观体验式介入”[2]2而言。主要适用于教育实践研究。

      (一)教育实践转型与教育学理论更新的双重需要

      首先,教育理论者的主动深度介入有利于提高教育实践变革的品质。具体表现为:第一,有利于激活校内积极力量,对校内旧传统、旧惯习等变革的阻碍力量产生冲击,促进打破校内面对变革时的僵滞局面,活跃学校变革氛围,形成新的研究文化。第二,可为实践者变革提供新的理论参照系,在新“透镜”透视下有利于打开实践变革的思路、视野,不断提升实践变革的深度和境界。第三,有利于实践者在变革中不断强化研究意识、提升研究能力和理论素养,使日常实践转变成为持续发展的研究性变革实践[3]。第四,以“学校”为变革的基本单位,注重学校各层次、各领域的整体变革,有利于突破变革的“点”状现象,促进学校的整体转型。

      其次,主动深度介入有利于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的创生与自立。“学科”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其表现样态很大程度上由学者的精神状态和实际作为所决定。对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教育学者不是局外人,而是创作者。改变当代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困境迫切需要打破传统的研究方式,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式,寻求教育学在教育实践研究中自己的独特,创造教育学自己的“家园”。这需要教育理论者进入到教育之中把握深层的内在逻辑、结构,以此确立教育学的独特与不可替代性。这与站在教育之外“看(研究)”教育、依赖其他学科的“援助”是截然不同的新选择。这种认识与近年来兴起的“回归生活世界”、“教育实践转向”等在方向上具有相似性,但发源上存在差异:后者基本上受启发于当代哲学的转型(现象学等),而不是源于教育学自身转型的内在需求。它们在“回归”的程度上也存在差异:“回归生活世界”、“教育实践转向”等更多是“说”、是“走近”教育,“主动深度介入”则是“在教育之中研究教育”。真正“走进”活生生的教育实践变革,有可能使中国教育传统、中国教育的创造、经验与智慧为世界教育学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二)教育学研究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复归

      西方旁观式的学术传统形成了西方学者尊崇的“静观的人生”取向,使其很难真正走进实践之中,与实践者们达成内在的沟通与转化。正如阿伦特所言,“作为旁观者,你能理解演出所包含的‘真理’,不过,你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不参与演出”[4]。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发展出的学术传统不是旁观而是积极的践履与担当,形成了“行动的人生”取向,其着力处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用顾炎武的话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5]。对此,余英时先生也有深入揭示:“中国知识人自始便以超世间的精神过问世间的事。换句话说,他们要用‘道’来‘改变世界’”;“‘救世’与‘经世’都是‘改变世界’的事。这一精神上起先秦而下及清代,始终都贯穿于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之中”[6]。如今,这种精神经由一百多年“西风”侵袭以后,已不如前贤那样明显,但作为文化基因仍存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在当前亟需重新回归。它体现在当代中国教育学者身上应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强大、学校变革、学科发展、人的生命成长的强烈使命感、历史责任感和勇敢担当精神。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前辈已做出表率,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沿着前贤的道路走得更深、更远。

      (三)当代教育学研究对介入主义方法论的创造性回应

      介入主义主要是20世纪以来兴起并日益引起重视的针对旁观式研究取向的反叛思潮。表现在哲学领域,皮尔士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实践解释学,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等此起彼伏,逻各斯中心主义随之逐渐发生动摇,理论之于实践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优越性被一步步地解构。如此一来,人类的现实生活便成为哲学的合法问题,实践领域逐步成为哲学的中心。放弃旁观者式的理论态度,把主体置身于这个世界,从理论态度转向实践态度,是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走向。如杜威认为,知识不是旁观者的静观结果,而是参与者的实践产物,因而主张由旁观者向行动者的转向,提出了行动认识论。他说[7]137:

      除非把观念变成行动,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整理和改造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否则,从理智上讲来,观念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追求观念并坚持观念是指导操作的手段,是实践艺术中的因素,这就是共同创造一个思想源流清澈而川流不息的世界。

      在他看来,“从外边旁观式的认知到前进不息的世界话剧中的积极参加者是一个历史的转变”[7]293。再如,发动现代哲学转型的现象学尽管有多种流派,但“面向事实本身”,主张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却是所有流派的共识,其方法论意义在于要求研究者走出书房,回到实践当中去,站在当事人的视角,对现象进行“深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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