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资本”理论与中国社会分层 研究教育公平与社会分层问题，“资本”是一个基本概念；分析“资本”问题，绕不开“社会资本”。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以多种形态存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1)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2)社会资本以社会声誉、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3)文化资本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资本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体现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资本只能在场中根据不同的位置上的不平均分布发挥效益(张意，2006：129)。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分层，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体现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的话题。 (一)“中国化社会资本”的特点之一：边际模糊性 社会分层是现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现象，社会分层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持续几十年，在当代中国社会剧烈分化的背景下也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百姓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比较中国与西方现代国家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马克思的社会分层思想中，划分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依据是经济方面的生产关系，政治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被加以研究的。韦伯将“权力”作为社会分层的三大指标之一，并将它与“政治”对应起来，但他主要是用这一指标对“政党”进行分析，而且在他的社会分层研究中，这一方面始终不是重点，他的兴趣在于以财富为标准的经济领域和以声望为标准的社会领域。涂尔干似乎走了一条与马克思和韦伯不同的道路，他主要关注社会结构的作用，注重群体和结构的特征，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性和结构的整合，在他的研究中，“政治”或者“政治资本”几乎没有作为重点专门研究过。布尔迪厄自始至终都没有谈“政治资本”，而是用的“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后者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中国人常常说的“政治资本”。 综合上面4位西方社会学大师的主要研究思路，可以发现，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政治资本”、“权力资本”始终都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虽然他们并没有忽视政治和权力的作用。至于“组织资本”，则更是鲜有提及。然而，在中国，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国内的许多研究都将“政治资本”、“权力资本”、“组织资本”、“单位资本”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而且经常混用这几个概念，甚至还出现了“家庭资本”(单士兵，2004：63)这样的提法。造成如此结果，有国情差异，有文化差别，还有思维方式上体现的不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总体性精英集团”的作用。在社会分层方面，中国有自身的特殊性。根据孙立平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社会中逐渐出现了一种“不落空”现象，通过这种“不落空”现象所形成的，是同时拥有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人。由于这些人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甚至不单单是一种类别，而是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可以将这样的一批人称之为总体性精英集团。而总体性精英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这种精英所发挥影响的领域，也并不是某一个封闭的领域，而是在这个社会生活中有着全面性的影响(孙立平，2004a：292)。总体性精英集团的形成，伴随着两种特殊资本的运作，可以把它们叫做“超社会资本”和“强社会资本”。 可以说“总体性精英集团”作用下导致的边际模糊性是中国化社会资本的第一个特点。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总体性精英集团”导致“权家通赢，赢家通吃”的“不落空”现象，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上就体现为边际的模糊，人们不知道利益角逐者究竟掌握了多少资本，也不知道有多少资本在起作用，不知道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界限何在，不知道社会资本在其中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进一步说，如果在西方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含义虽然并非完全一致，但却能形成一定的“家族类似”，不同学派和学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对话平台；但在今天中国社会，这样的平台还并未搭建起来，区分“社会资本”、“超社会资本”与“强社会资本”这三种关系密切但内涵各不相同的资本，这是学术探讨得以顺利开展的第一步，也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弄清当今中国的教育系统究竟是如何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的。 (二)“中国化社会资本”的特点之二：表里双重性 关于社会资本，不同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综合论之，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两个范畴，一是与个人行为有关的，包括微观层次的个人关系以及中观层次的个人结构位置，分析的是个人如何占有并使用这些结构因素以取得外部的资源；二是与集体行为有关的，包括宏观的集体信任、营造可信赖的社会规范，以及中观层次的社会网结构形态，因为这些结构因素而使得集体成员合作，共同创造集体的利益(李培林等，2008：349)。 从与集体行为有关的范畴看，下面4个人物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社会关系资本)是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的资本，它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共同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特纳，2001：192)。科尔曼(J.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由其功能来定义。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而是由多种具有以下两个共同特征的实体所组成：它们由某些方面的社会结构所组成，而且它们有利于处于结构之中的个人的特定行动”(Coleman，1990：3022)。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那些表现为网络、规范和信任的特征，这些特征能促进成员为达到共同利益而团结合作，并减少群体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福山将社会或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并认为社会的经济繁荣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的信任程度的高低(李培林等，2008：349)。不管在概念上的分歧有多大，社会资本的共同特征却是显著的：首先，作为团体或网络资产，社会资本具有集体而不是个人特征。其次，利用的越多，社会资本价值就越大，而不会减少。第三，虽然社会资本是随着时间而“慢慢地”产生的，但它可以很快地失去。最后，信任和合作关系这些社会资本要素自身具有的内在价值与其优化经济结果的能力有很大不同。在社会资本中，信任、规范和网络通常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惠斌，2003：351-353)。出于汉语习惯，可以把国外通常所说的“社会资本”叫做“社会网络资本”，因为这一资本的数量取决于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的社会资本状况，它强调的是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的总和。社会资本的范围广泛、类型众多，如金钱、权力、地位、财富、学识、信息等等(李煜，2001：52-63)。对于受教育者而言，随着结识人员的总量和异质性的增加，社会关系网络规模也会不断扩大；接受教育的层次越高，所结交的社会关系的层次越高，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源的质量也不断提高。社会资本的累积可以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机遇，是重要的无形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