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11)07-0015-04 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中坚人物，他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体现了伯明翰学派(也就是文化研究)的思路和理念，这就是充分运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去分析撒切尔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质。通过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我们会看到另一个侧面的撒切尔主义。 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领导权(hegemony，或译为“文化霸权”)是葛兰西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已经不再使用武力来强迫人民大众接受其统治，而是采取温和的文化策略，通过赢得大众的同意来实施自己的统治。葛兰西通过深入细致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或国家。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 对于统治者来说，他要极力维护已赢得的领导权，但当领导权遭遇危机时，她又会采取各种方式力争重新赢得领导权。“危机”在葛兰西那里有两种：接合的或一时的(conjunctural)危机和有机(organic)危机。前者是表面的、偶然的甚至是意外的，这不是葛兰西特别关注的。后者则是相对持久的，是葛兰西所特别关注的。这“有机危机”实际上也就是领导权的危机或权威危机。葛兰西指出： 每一个国家的过程各不相同，但是内容却一致，都是统治阶级领导权的危机。危机的原因要么是统治阶级在某些重要的政治事业中失利，而为了实现这番事业，它曾经要求或强征广大群众的认可(如战争)；或者因为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突然从被动的政治状态转入一定的积极状态，他们提出要求，而这些要求虽然没有构成有机的体系，统筹考虑却相当于一场革命。人们提到的“权威危机”就是领导权危机，也就是国家的普遍危机。[1] 这也就是说，领导权的危机在于群众不同意统治阶级所造成的(不管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由此统治阶级也就“不再发挥‘领导’作用，只能‘统治’，实施强权，这就意味着广大群众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从前的信仰等等。(于是出现危机)危机说明旧制度垂而不死，新制度一时又不能落地”[2]。而危机就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一个解构和重构，破坏和建设的过程。葛兰西曾指出：“人们机械地看待破坏，而不是把它作为破坏/建设来看待。”[3]因为在这危机的时刻，“敌对的力量就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起来。这些力量试图证明已经存在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完成某些历史任务不仅可能、也绝对必要”[4]。这敌对的力量实际上也就是促使危机向新生方向转变的力量，撒切尔主义正是在危机时刻出现并利用危机赢得领导权的。 二、撒切尔主义的兴起与形成 撒切尔主义正出现于英国战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危机时刻。先是60年代的社会政治动乱，再就是反文化运动，三是70年代早期的暴力冲突及好斗[5]。而“1975年是英国政治的转折点。首先是石油价格飙升，二是资本主义危机开始，三是在撒切尔式的领导下，现代保守主义的变革。”[6]这就是英国右派所面临的社会形势。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情况之下，撒切尔主义登台，并形成了一整套稳定而持续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 (一)解构：愈糟愈好的危机 首先，霍尔运用了葛兰西关于解构和建构的观点，强调了危机的双重性，即危机时刻同时也是一个重构的时刻，没有解构也就没有重构，任何权力结构既是排除性的，也是生产性的。霍尔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危机——和权力的概念。”[7]而撒切尔主义就充分利用了危机，这就是不去掩盖危机，而是去揭露危机，暴露社会的糟糕局面。其用意是要为接下来的颠覆做准备。霍尔说，这是一个具有“敦刻尔克精神”①的时刻，就是“我们愈糟，我们会做得愈好”。撒切尔主义也正是在这种“愈糟愈好”的指导下，开始强化社会的糟糕局面。这就是霍尔所说的，撒切尔夫人“并没有允诺给我们一个赠品式的社会。她说艰难时代，说绝境，说僵硬的上嘴唇，说流离失所，说骑自行车，说专心工作。”[8]在此霍尔指出：“撒切尔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要做的，就是指出一个民族的恐惧、焦虑和失去的身份。”[9] 而也在这种对恐惧的展示中，撒切尔主义能够顺利地摧毁英国人的曾经的共识。当撒切尔主义“把社会民主、工党、工会、国家混在一起，把它们塑造成专制的、对法律丧失负有责任的、挥霍的、不充分的、反个体主义的，实际上也就是非英国的”[10]时，它对现实，对英国在战后所形成的“社会民主共识”所形成的解构性和颠覆性不可谓不强。 (二)建构：自由市场与传统保守主题的矛盾接合 而接下来，霍尔便特别强调了撒切尔主义重构现实的巨大作用。而这就是“在‘自由市场’和经济人的自由话语与有机的传统的保守主题、家庭与国家、受尊重性、贵族主义以及秩序之间创造了新的话语接合”[11]。可以说，这“自由市场”和“传统的保守主题”正是撒切尔主义颠覆社会民主和重构现实的武器。 所谓“自由市场”，就是“人民自由等于自由市场”[12]的观念。它以“货币价值”或“货币主义”来代替凯恩斯主义，从而进一步变革公共福利的关键概念。这一点我们在概述撒切尔主义内容时已经提到了，但在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自由市场或货币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政策，在撒切尔主义那里，它更有着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霍尔所特别强调的。霍尔说，撒切尔主义“已改变了政治思想和观点的流通。在以前，社会需要已开始建立了相对于市场力量法则的自己的规则，而现在，‘货币价值’问题，私人处理自己对财富的权力，自由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平衡(equation)变成了贸易的术语，不仅仅是议会政治争论的术语，新闻、报刊、政策循环中的术语，也是思想和日常筹划语言中的术语。”[13]正是通过这种“货币价值”，撒切尔主义把英国人民的本质“认同为自力更生(self-reliance)和个体责任感”[14]，也就是个人对个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