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投票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一、导语

      1988年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后的首轮县级单位村委会试点选举，到199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要求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着重抓好村委会选举制度、村民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和村规民约制度建设；再到1997年底全国80％的村委会进行两届以上直接选举，之后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对村民自治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1999年全国各地根据1998年正式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加快地方立法速度，大部分省市制定了“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和“村委会选举办法”，完成了相关地方法规的立法任务；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国村委会民主选举制度建设工作进入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阶段。

      基层民主建设充分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同时其对人民民主能力训练的想象和对未来中国民主进程图景的瞭望也激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浓厚兴趣。①但在有关基层民主的现有研究中，多为对其合理性的理论佐证、经验性的观察归纳、学理性的实践“处方”，而对基层选举内在核心变量——选民投票动机、投票意向和投票行为的相关分析却颇为罕见，理论的匮乏致使针对解释基层群众投票意向模糊性、投票行为盲目性和投票选择差异性的相关研究流于表面。

      而20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对选民投票行为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各种不同的研究路径(见表1)形成了诸多形色各异的投票行为理论，如“议题取向投票”(issue voting)、“回顾性投票”(retrospective voting)、“展望性投票”(prospective voting)、“经济投票”(economic voting)、“个体的经济状况投票”(pocketbook voting)、“整体经济状况投票”(sociotropic voting)、“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等等。但在上述西方投票行为理论诸分析流派中，虽然经济学研究路径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得以进入，却呈现异军突起之势，无论其理论影响力还是现实解释力都大大推进了投票行为研究的前进。本文力图对经济投票理论发展过程进行全景性回顾和系统性描述，以求展现经济投票理论的现实魅力，同时也不忽略各种批评的声音，以期在批判性检视西方典型投票行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化对我国基层选举投票行为分析。

      

      二、经济投票分析的理论及争论

      自唐斯(1957)《民主的经济理论》之后，大量关于经济政策与选民投票支持关系的文献(如Kernell，1978a；Keech，1980)蜂拥出版。此类著作对以下问题纷纷发问：国民经济表现结果会影响选举吗？这种影响效应在什么条件下增加或降低及重要程度如何？为什么经济因素在1980年代美国总统选举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最近30年却逐渐式微呢？为什么投票支持行为在短期内会随着经济变化而变化？为什么经济因素对英国的首相选举结果影响持续显著而对荷兰却截然相反？为什么经济影响投票的显著性在德国要比意大利高等系列问题。②

      上述这些作为经济投票理论核心内容所试图回答的问题广为传播并日益占据重要的研究地位。而早期古典经济投票理论已得到相当的投票经验支持：选民在经济情形良好时候赞同现任者，在经济恶化时否定现任者。但这种单一解释模式忽略了其他理论维度的测试，特别是针对经济政策延续性或滞后性以及投票人社会地位等作为经济投票理论内在变量的考证都还没有被仔细探讨过。前者关注的是不同偏好的选民对经济政策问题的认知所产生的影响，如累进税制；后者涉及选民在经济结构中地位对投票选择的影响，因为选民不仅是抽象的社会阶层成员，而且是拥有实际产权的所有者。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古典经济投票理论解释力的单薄，他们通过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调查，并对一系列经济项目进行分析后认为经济因素对选民的影响有三种路径：效价(valence，意指关注个人目标与需要)、地位和遗产，并认为将上述路径整合后的分析维度至少解释了短期经济因素与政治投票行为的关联，③但经济因素对于选举结果决定性关联的重要程度却是在不断变化的。随着经济投票理论的方兴未艾及其相关争论的层出不穷，关于经济投票理论逐渐形成了三个界限显著的分析模型：

      (一)制裁模型(Sanctioning Model，又叫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Model)

      早期由克雷默④和菲尔⑤所作的开创性研究指出投票选择是由政府新近的经济表现而不是竞争性政党对未来当选的允诺和设想来决定的，简单的说就是倒戈经济表现糟糕的执政者，支持经济表现优秀的执政者。V.O.基通过对经济投票特征进行研究还发现：“投票者可能拒绝或赞成他们已知的执政者，他们不想被大量异常和未知的竞选者允诺所俘获。”⑥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菲奥莉娜提供更为一般的包含经济评价的期望效用模型，并指出经济前景大部分是基于当前趋势的简单推断，早期经济投票理论明确或不明确的将经济表现与投票选择相联系，⑦这些构成最初经济投票理论制裁模型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