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展开批判以来，有关工具理性及其功能评价的论著就层出不穷。然而考察对于工具理性的相关研究情况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对工具理性的研究大致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在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视域中进行研究，而专门从政治学视角研究工具理性的论著比较少见；其二，更多的是集中于对工具理性的狂妄、僭越及其负面作用的揭露和批判，对工具理性基本上持一种否定或拒斥态度。笔者认为，从哲学、社会学等角度对工具理性进行研究很有价值，对工具理性的负面作用进行审视也很有必要。但是，工具理性本身有它的正面价值，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工具理性对权力运行法制化、政治权威合法化、政治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政治秩序合理化、行政管理现代化等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对此做一分析。 一、政治学视域下工具理性的内涵及其表现 对于工具理性，学术界虽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然而却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工具理性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概念——“理性”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古希腊传统理性观念同近代启蒙理性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是人类理性的特殊形式。所以笔者认为，把握工具理性的关键，不是给工具理性下一个普遍性的定义，而是把工具理性放在它得以生成的时空环境中，从它与理性和技术关联状态中分析其内在含义。 工具理性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主张“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的理性能力高于和优于人的欲望、情感等非理性能力，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的基本旨趣。古希腊哲学埋下的理性主义种子，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到西欧启蒙运动时期才枝繁叶茂，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导性的价值规范，此时，“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① 对于启蒙运动，康德曾作出过明确的论述，他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② 所以，启蒙运动倡导人们要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智，破除迷信，免于盲从，摆脱外在权威，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也就是说，启蒙时代的理性除了具有古希腊哲学意义上的与主观欲望、自发情感、盲目冲动等非理性因素相对立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之外，更多的是与蒙昧主义相对立的祛魅的承载者和人的理智力量的确证者。因此，启蒙理性“是指与敬畏神灵、崇拜权威相对立，与自发情感、主观想像相背离的人的独立思考、逻辑判断和明智选择的一种能力。”③ 然而，启蒙理性最终开花结果，彻底摆脱蒙昧主义的纠缠，是借助于理性在认识和征服客观对象方面的元可匹敌的技术优势才达到的。④ 技术作为人类改造客体世界的可操作性的手段、程序和方法，与理性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技术是理性的载体，同时也是理性最完美的体现方式。理性思维的逻辑分析、预测功能以及权衡利弊的理智选择能力，与信奉效率至上的技术的联姻，最终融合为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是“技术性的”，而理性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在具体境况中解决实际问题的功用和效果。⑤ 以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重复性和可置换性为基本要求的技术逻辑，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的工具理性思维，以普遍性、非人格性为特征的形式合理性品格，以技术进步为衡量标准的价值主旨，构成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由上可见，作为西方理性主义历史嬗变的结果，工具理性是在与理性、技术相关联而又与非理性、价值理性相对立的关系中获得其规定性的。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认为，在政治学视域下，工具理性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与理性相传承而与非理性相对立。在此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理性，即人类运用概念、逻辑推理的形式分析和考察政治生活，认识和把握政治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指导政治实践、影响政治运行、预测政治发展趋势的能力和活动，具有普遍性、精确性、严密型、逻辑性的特点。它与以本能欲望、情感冲动、直觉顿悟、神秘体认、风俗习惯等非逻辑形式来把握政治生活、进行政治活动的非理性政治有本质区别。第二，与工具理性相统一而与价值理性相对立。在此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是一种追求并实现政治运作和政治活动的规范性、有效性、功能性、可计算性、可操作性的能力和活动。它不关心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的确立及其实质合理性、价值正当性评判，由此来讲，工具理性本质上属于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是与崇尚理想和终极目的的价值理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在政治生活中，工具理性表现为用理性标准和普遍规则来理解、实践和支配政治生活。它极力排斥乌托邦理想驱使下的政治狂热、意志欲望支配下的人治政治、缺乏规范与制约的政治运作。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工具理性实践的典型表现形式是法治，它力求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严密设计和科学配置，使政治活动在规范性和程序性的制度结构中进行。因此，工具理性关注政治运作的工具和能力系统，致力于为政治系统提供一套有一定操作程序的技术、工具、规则和制度，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选择最佳方法和最优途径。 由此我们认为，工具理性是人类运用概念、逻辑推理的形式认识和把握政治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用规范性、程序性、制度性、可操作性、实效性的规则体系、技术手段、途径方法来框定政治生活、实现政治目的的能力和活动。 二、工具理性的政治功能 （一）工具理性促使权力运行法制化 权力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权力运行法制化是指使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对权力行使的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等空间和时间要素进行理性化配置，为权力设定规矩，为权力运行铺设轨道。权力运行法制化的主旨是强调法律的至上性和权威性，其基石是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形式合理性的法。相反，权力非法制化运行则表现为权力游离于法律之外或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受到偶然的、不可计算因素的操纵，如受到主观意志的支配、伦理道德束缚、政治因素摆布等，使权力配置和权力运行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运行结果不可预期、不可控制。所以，权力运行法制化的最大障碍是权力的人格化特征，权力被道德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等不可计量、不可抽象的因素所包裹，无法按照明晰的普适性的法律规则予以通约、测度和规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