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比较文学是随着国际间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日益增多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其方法的多元性、中介性与边缘性，都能使国别之间的文学达到相互沟通的目的。探索人类的共同规律，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就是比较文学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 比较文学 方法 规律 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作为“国别文学”与“总体文学”之中介，是实现“世界文学”理想的重要途径。1827年，以法国学者维尔曼在巴黎大学创设的文学讲座为标志的比较文学的诞生，与歌德在同年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是一个蕴藏着历史必然性的偶然的巧合。比较文学，作为第一个以打破国家和民族界限为存在前提的文学学科，体现了自觉的世界文学意识；作为旨在跨越国界和语言系统的界限进行文学的比较研究的崭新学科，则体现了人类对于世界性文学交流的自觉和反思。正象法国比较文学家基亚所说：“比较文学反映了文学本身在观念方面的演变。过去的文学，曾长期地囿于雅典、罗马和耶路撒冷的世界里，现在它面向亚洲和非洲的文化了。这种转向是无可怀疑的”。[①]世界性文学交流的日益形成与发展，不断发现各民族文学之间所存在的现象的差异性和本质的同一性，不断确认各民族文学之间进行相互交流、影响、渗透、融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都是以横向沟通来达到揭示人类艺术思维和审美心理的基本规律，阐明文学的本质为目的的。比较文学明确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把歌德在1827年就表达过的一个思想变为科学的现实”。 1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方法的运用，是文学横向沟通的主要形式。比较方法在西方的史前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亚里斯多德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基本命题，就是通过比较才确定事物的特性。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是在“质”与“文”的比较中来规定他所认为的“君子”。至于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至于刘勰说：“凡操于曲而后晓声，观于剑而后识器”，则是明显表明比较对于鉴赏作品、研究文学的意义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则专指跨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是人们运用辩证的、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认识事物的结晶。跨国度、跨民族文学意识的产生，是基于英国的达尔文在生物研究中提出“生长相关律”原理，法国的卡诺从蒸汽机的运动效率中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等自然科学思想从搜集材料阶段进入整理材料阶段的发展。伴随着科学思想的这一发展，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一些注意从事物的联系中把握每个种类异同区别及相互关系的学科应运而生。这些学科的出现及其理论与方法，无疑开启了文学研究者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路，促进了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比较文学学科创建人之一法国的梵·弟根指出：18至19世纪比较解剖学、比较胚胎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历史学、比较地理学等“种种有利的新学”的产生，对比较文学的形成起到了“催促”的作用。[②]法国比较文学家基亚也说过：“比较文学初期反映了对文学世界性现象的觉悟，以及对这种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愿望”。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克则说得更明白：“我们所处的国际化和世界主义的时代赋予学者以世界公民的身分，这不能不激发起他们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趣。”[③]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比较文学随国际间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日益增多而产生并发展起来，它的研究视野和深度也随跨文化的文学对话范围的日益扩大而拓展。作为一种国际性文化现象，比较文学正是世界性文化交流的产物和重要途径。所以，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学问（Scholarship），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Practice）。它不仅自觉地在跨文化的边缘地带研究文学之间的关系与规律，而且积极介入国际间文化交流，创造性地在跨文化的文学之间架设桥梁，促成它们之间的对话与综合。 严格地说，比较是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方法，它是按一定的同一性对有联系的事物进行分析，以便找到它们相同或相异点，来把握事物的某些特征。比较方法的主要类型是类比（求同）与对比（求异）。这种方法在寻求跨文化的文学共同规律或确认本民族文学特色等方面均是不可缺少的。比较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表明，在大量的研究工作中都内在包含着比较方法。钱钟书在《管锥编》与《谈艺录》中，就大量地运用了类比法，从而使中国读者在读外国诗作时，也能获得类似读中国诗的感觉。例如，在谈到法国诗人戈蒂耶、波德莱尔，美国诗人爱伦坡等人喜用金石等硬性物作比喻时，他以李贺、孟郊诗中大量的硬性物喻加以阐发，收到了相互生发、相得益彰的效果。这种方法不失为横向沟通的重要形式。然而，就比较方法本身来说，类比与对比虽有简洁、明确和方便的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线性的，是在一个层面上直线式地分辨一物与它物的同与异；而且，随着参照系的变换，比较所得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例如，中国戏曲与诗文书画相比，是叙事的，再现的；而与西方古典戏剧相比，却呈现出鲜明的抒情与写实特征。这就是说，比较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它往往突出比较双方最显著的相同或相异点，而忽视了其它方面，这样就很容易在简明的风格中丢失对事物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把握，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再则，事物间比较关系的确立非比较方法所能达到，所以，比较很容易流于任意与散漫，而失去应有的价值。以至有碍横向沟通难以达到完全整一的境界。 由此似乎可以说，横向沟通又决不仅仅只限于比较方法。正如基亚说的：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因此，他的工作方法就要与其研究的内容的多样性相适应[④]。 这里且不论基亚的概括是否全面，仅就他给出的三种基本方法，即给文学类型下定义，验证借鉴（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借鉴），评价文学类型和作家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不足以概括比较文学的方法。也就是说，不管使用那一种方法，都要能够“通过一个以上的民族文学的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或者研究文学与其它知识间的关系”，把“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⑤]揭示出来，这里，文学的本质是从“全球性”的角度来理解的。因此，比较文学要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和创作经验中的统一意识来研究所有的文学”，即以全球性的文学观念与实践为背景来透视某一种文学现象，这样的比较文学研究便不能仅限于“分割式”的比较方法，而应将描写、人物刻画、解说、解释、评价等跟比较同样多地用到它的探索中去”。20世纪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能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各种文学流派之间，文学与哲学、心理学与其他艺术之间能互相渗透，科学思维对研究能产生深刻影响，以及文艺学向着科学化和多样化发展，无一不是由于这一研究方法的普遍运用的结果。这就是横向沟通导致世界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必然归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