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在走近21世纪的门槛。在这世纪之交，世纪回眸与展望正在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这是人类性的辞旧迎新心态的表征。我们已经经历了20次的世纪之交，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对西方人的时间意象如此敏感。它仿佛造成一种新的现实，似乎我们正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将要告别世界、迎接新生活。这种奇妙的世界性的幻觉具有深刻的文化心理根源。因为20世纪对于人类来说是灾难最为深重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旷日持久的东西方冷战以及时刻笼罩头上的核威胁等等，都给人类的心灵留下严重的创伤。在中国，从八国联军的炮火惊醒中华民族的帝国梦之后，中国的大地上长期是烽火连天：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解放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动乱，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没有多少时间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能够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的确，20世纪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动荡不安的世纪，危机四伏的世纪。只是到了世纪的末期，人类才迎来了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它仿佛是一道诱人的晨曦，射进人类的心坎，诱发那些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回顾与展望的热情，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世纪末情结。它隐含了我们这一代人对过去痛苦的深刻反省和对未来新生活的热切期望。回顾是一种总结，一种检讨，也是一种艰难的告别仪式；展望是一种预测、一种期待，也是一种天真的欢迎仪式。在这辞旧迎新的仪式里，有的人充满自信，有的人战战兢兢，有的人则喜忧参半、平静理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将要迎来的新世纪不可能是“桃花源”式的太平盛世，而只能是危机与希望共存、挑战与信心并生的现实景况。因为人类并没有真正解决自身的生存困境问题。人类创造了丰盈的物质财富，却深深陷入精神的危机之中。在21世纪，人类也许将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严峻的挑战。正如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所说的：“人类的本性就是要面对人生的种种挑战，而奋起应战并争取胜利。文学对人类本性的这种力量决不应失去希望，而应该坚决和人生各种罪恶与困难针锋相对进行抗争。即使没有任何获胜的保证，我们为了取得人生战斗的胜利，也仍必须奋斗。” 我们应该在这种人类的大视野中回顾与展望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发展，因为它与20世纪世界文明的进程密切相关，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血肉相连。作为文艺学表现形态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曾经凭借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引领风骚数十年。它本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却几乎裹挟了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分子甚至裹挟了数亿人民。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现象成了家喻户晓的事件。可以说，20世纪是中国文艺学最神气的世纪，它一直处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不管是什么学科领域的人对此都还记忆犹新。进入80年代，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文艺学经历了一次洗心革面、除旧布新的过程，出现了本世纪以来文艺学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到了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文艺学迅速边缘化，危机意识蔓延，80年代的繁荣景象风光不再，文艺学进入了一个沉潜发展期。如果要用最简单朴素的语言来描述20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轨迹的话，那末可以这样说，先是被政治斗争的风浪推上社会的波峰浪谷，陶醉于虚假的荣耀，然后被市场经济的大潮一下子抛向社会的边缘，独自咀嚼着失落的悲凉。20世纪中国文艺学这种大起大落、梦幻般的命运似乎是历史老人有意捉弄人的玩笑，其实它隐含着深刻的历史意味，值得我们认真把玩。它将让我们更加清醒、冷静地思考下一世纪文艺学的真正出路。也许是一种巧合，中国社会和中国当代文艺学的深刻转型恰恰出现在世纪之交的时间关口上。 那末在21世纪，中国当代文艺学将走向何方？中国文艺学将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我们所处的现实境遇和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这是我们展望文艺学未来发展趋势的出发点。我认为，在这个世纪之交，我们面对的最基本现实是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本国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舞台的主角发生变化；二是经济运行机制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则发生变化；三是精神领域由传统的人文精神转向现代商业精神，旧的价值体系瓦解。这三方面的变动是悄悄地发生的，它导致我们国家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天换地。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变化可以列举出千万条，但有决定性意义的就是以上三条，这是真正改变我们社会生活格局和民族精神风貌的决定性因素。相应的，在文化领域也经历如下三大变化：一是文化的角色移位，即政治文化曾经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如今不得不让位于消费文化，少数人操纵的殿堂文化变为人们自主选择的大众文化，文化产品从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变为满足人们即时消费的文化快餐；二是文化的功能转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被迫进入市场流通，文化工业兴起，于是文化的功能由审美型向享乐型转化，由精神价值向消费价值转化；三是文化的构素重组，由于新的文化传媒兴盛，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重大变异，电视文化、广告文化、流行音乐等抢占了文化的中心位置。以上是我们从眼花缭乱的社会——文化景观中抽象出来的线索，它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文化的核心意象。它仿佛是一双无形的巨手，推动着中国当代文艺学向新方向滑行。 从这种社会—文化境遇的最基本现实出发，我们便可以展望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主要呈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艺学回归本位的趋势。 在80年代以前，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理论和批评成了以文艺现象为素材的政治宣传的话语形式。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文艺理论与批评又存在一种危险，可能沦为商品文化的附庸，沦为文化工业的吹鼓手。这两种情况都是文艺学的异化形式。文艺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应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这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新课题。 90年代文艺学迅速的边缘化曾经使文艺理论工作者陷入尴尬的境地。曾几何时，社会充满着理论的热情，学生几乎怀着朝圣的心理倾听各种新理论的传播，文艺理论著作竟然可以成为畅销书发行十几万、几十万册。转瞬之间，文艺理论的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颐使气指的神气和万众景仰的辉煌，再也没有热点，没有轰动效应，群众没兴趣，作家不买帐，领导不关心，文艺理论工作者自己也没劲，文艺理论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文艺学退居社会生活的边缘，文艺理论工作者成为受人冷落的边缘人。有人把这种边缘化过程称为“三级抛离”：一是随着政治斗争中心化的消解向社会结构的边缘抛离；二是随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向政治生活的边缘抛离；三是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几千年来居于正宗地位的文学艺术失去了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让位于以广告、影视、通俗音乐为主体的大众通俗文艺，文艺学再一次向文化的边缘抛离。所以90年代以来，“危机”、“困惑”、“失落”的感叹声不绝于耳，“失语”“迷途”“低谷”的警告随处可闻，有人甚至认为文艺理论工作者面临着生存危机、角色认同危机和精神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