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正如一位学者指出：我们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批评，基本上是从苏联搬过来的那一套文学理论，别、车、杜再加上“工具论”的理论框框长期束缚着中国文学批评家。正是这种理论贫困的背景，使得今日任何的一种理论和批评方式，都有着一层令人炫目的“新”的色彩。五光十色的西方文学理论，使我们面临着难以选择的困难，就象一个走进超级市场的中世纪的灰姑娘，没有什么可供选择固然悲哀，但选择过多也手足无措。选择来，选择去，究竟什么是属于自己的“批评观”呢？“我们现在的大体状况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别人有的我们都开始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没有。我们留给这个时代的最终可能是‘贫乏的理论，因为那不是我的’”。〔1〕 季羡林先生很有感触地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2 〕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文论的不景气，亦颇有同感，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十分感慨地说：“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尽管中国的科学家有多人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得此殊荣，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3 〕孙津说得更加直率：“中国没有理论，这是我说的，至少现在是这样。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说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4〕当今中国文论界， 可能情感上还不太能接受上述这些看法：难道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文论研究，竟然仍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然而事实是不考虑情感的。确实，我们出版了许许多多的《文学概论》，我们也写出了几可汗牛充栋的批评文章，我们曾努力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我们甚至一直在努力建构新的文论体系。然而不知为什么，经过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经过无数学者的辛勤劳作，时至今日，在世纪末的总结与沉思之中，我们终于发现这严酷的事实——“中国没有理论”（孙津语），“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季羡林语），“别人有的我们都开始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没有”（毛时安语）。当今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黄维梁语）。 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究竟怎么了？在走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应当冷静下来，扪心自问，深刻反思。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期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论界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如今仍然在西方文论话语中彷惶的中国文艺理论界，面临即将到来的21世纪，是否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问题和症结之所在呢？如果我们不愿意在下一个世纪继续两手空空，那我们就必须首先正视“失语症”这一当今学术界最严峻的问题。 这种“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 这种文化病态，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甚至可能是极为剧烈冲撞）的结果。 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历史上，虽然也有过不少的文化冲撞，但中华文化始终处于主流地位，根深蒂固，体现了宏大广博、兼收并容的恢宏气度，从来没有产生过真正的文化危机感。然而，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华文化第一次受到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西方文化借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文化的坚固堡垒。中华文化之根，第一次真正动摇了。在民族危亡之中，救亡图存的意识，迫使中华民族不得不“求新声于异邦”，甚至不惜打倒孔家店，抛弃传统文化。自“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上，呈现出一条巨大的断裂带。这种文化选择，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是在外力（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的强迫下的不得已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 这种文化病态，首先表现在民族心态的失衡上。有着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却受尽欺凌与屈辱；汉、唐的强盛，凝结成民族自强不息的傲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却又令多少有血气的中国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近代中国的极贫极弱，被动挨打，令多少爱国志士长吁短叹，泪洒江河；巨大的民族屈辱，象梦魇一样压抑着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在屈辱与自尊的绞杀之中，中国人的心态被扭曲了，失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