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意识流”(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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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嘉应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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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意识流”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情形无疑和中国文学传统因素有直接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意识流”实际上有二个“根”:一个是来自西方文学,一个则是来自于传统。前者确立了它的名称和话语形式,后者则潜在地影响了它的内容和实际。只有把这二者联结起来,才能对中国的意识流文学有较为深刻和全面的理解。

      【关键词】意识流 前语言 内游说 混沌 自由度 心游 认同过程

      一、问题的提出

      认真考察一下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状况,难免看到这样一种文学发展趋向,即:中国文学在不断地和西方文学发生认同(Identity)。显然,认同这一概念在这里具有一种矛盾的涵义,它包括人们在过程中发现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对中国文学来说,这一认同过程是多层次的,它既包括创作思想、文学观念(包括各种有关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概念)、批评标准和模式等方面,也涉及到了文学体裁、格式、类别和创作方法及形式技巧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中的一些传统的文学思想、观念和范畴(主要是指中国古典文学范围内)逐渐被重新“命名”,以另外一套术语的形式出现,构成了中国文学新的演进形态。

      因此,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嬗变,实际上也是一个西方文学认同的过程。而这种认同,无论表现在什么方面,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和摆脱中国传统文学意识的纠缠。这不仅表现在创造思想、文学观念等方面,而且渗透到文学创作的形式和技巧等方面。而后者,往往是更细致、更深透的一种认同,但是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这是因为,形式和技巧比起创作思想和观念来说,更接近于人的审美意趣和艺术偏爱,虽然它们在理性表达的清晰度方面远不及后者。

      这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学发展中极其复杂的情况,比如,在很多作家的创作中,都明显地存在着创作思想和形式技巧方面的矛盾或者不和谐。对很多中国作家来说,创作思想是一回事,形式和技巧是另一回事,所以一个在思想上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并不排除运用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的形式和技巧进行创造。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很难把某个作家严格归于某个“主义”或“流派”之内,亦很难从其创作思想或者形式技巧方面来确定其艺术面貌和思想个性。与此同时,就一个作家的艺术个性来说,在理性上所声称遵循的思想或原则,往往有种“虚拟”的性质,往往难以掩饰其内在的真实的艺术感应和趣味。这就如同很多人虽然极力张扬西方超现实主义创作思想,而在实际上真正使他们废寝忘食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这也难怪,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历史力量,并不全然在于一些已经确定的思想原则和概念,而更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审美意识积淀 和积累。这后者是一种弥漫着的氛围,是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是很难用简单的思想模式来界定和代替它的。

      这就是在中国文学的形式和技巧方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理论和批评方面的空隙。所谓空隙,在这里指的是对新形式新技巧的生成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略,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形式和技巧理论方面的匮乏。在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人们往往不能从内在的、历史意识中接受和解释新形式新技巧的产生,因而难以消除心理上的异己感和排斥性。例如,同样是首先从外国引入的文学概念,对于现实主义,人们通常已不再过分强调是西方的或者中国的,换句话说,人们已经自然融通地接受了它;而对于“意识流”,却大有不同,人们经常会冠之于“西方的”之类的前缀语。这样,人们也就很难把文学形式和技巧从它先前的思想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给予美学和艺术方面的独特分析。

      这说明在中国文学同西方文学的交流中,认同过程存在着“障碍”。这种障碍可能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于不同的欣赏习惯和美学趣味,也可能来自于理论和批评观念上的僵化和守旧。后者可能会直接表现为理论和批评上的障碍。由于在理论和批评观念一时无法接受新形式新技巧,从而对它们采取了“拒之于门外”的态度,进而也就放弃了从本民族内在的历史意识方面探讨它们来源的可能性。由此,认同过程本身也往往被简单化了,使人们把分析和判断局限在理性的“拿来”或“不拿来”的层面上,而忽略了对主体更深层的潜在的艺术意识的探究。

      显然,中外文学在交流中产生的“应合”并不等于认同。应合是由于中外文学在交流中构成的一种内在的契合和互补性所产生的,是一种文学在更大范围内的共生共鸣和相辅相成;而认同则是包含着对这种应合的一种自觉意识,能够对各种应合现象进行审美的阐释和理解。

      这种阐释和理解是一种现实的、也是一种历史的;既是一种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也是一种自我理解和认识。而后者是在把“异己”的转化为自己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否则,我们只能从外在的或表层的方面接受和认识在中外文学交流中产生的新形式新技巧。在当代中国,这种外在的、表面的认识不仅可能表现在新形式新技巧出现的前期的“排斥”中,而且可能表现在新形式新技巧已被广泛运用后的接受中:前者往往强调这些形式技巧在西方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并用这种背景来给予它们以外在的定性(比如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之类);后者则是全然无视这些形式和技巧思想渊源和美学意味,仅仅把它们看作是纯粹的技巧或手法而已。

      显然,以上两种现象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美学上的认同,而只是一种理论批评中的敷衍和顺俗。而就对新形式新技巧来说,真正的认同无疑必须完成一种穿透历史的工作,从自身的历史的审美意识中找到回应,从而使对外来文化与文学的借鉴和对自身文化与文学意识的反省融合一体,在中外文化和文学交汇背景下完成一种自我观照和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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