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3－0035－06 叙事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浪潮首先在法国兴起，随后流行于欧美，并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学术领域，在中国文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不仅势头不减，而且与国际叙事学界以及国际叙事学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2007年10月与2009年10月，在江西南昌和重庆分别召开了第一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第二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挪威等国的叙事学家分别参加了这两次国际会议。2011年10月，将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叙事学会议同样是一次国际暨全国性的会议。与此同时，少数有影响的中国学者也进入了国际叙事学研究的主流领域，发表了质量上乘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叙事学界的注意。 然而，总体上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的声音还有些不足，这种现象已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来，在叙事学的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有关“中国叙事学”的问题展开了探讨，对中国学者如何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如何在叙事学这一具有广泛国际性的学科与学术研究中彰显出中国学者的研究优势，如何运用和发掘中国丰富的叙事作品和叙事理论的资源，如何从整体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进一步展开与国际叙事学界的交流，让国外的学者们更多地听到来自中国叙事学界的声音等展开了讨论。人们希望随着叙事学研究的不断加深，能够出现具有中国自身意义上的、可以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叙事学研究。 这种看法表现出中国叙事学者对促进国内外叙事学发展的热望以及对自身叙事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叙事学的发展来说，从当代叙事学兴起以来，已经经历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阶段①，形成一个融合各国学者的研究、广具国际性的源源不断的叙事学之流。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人们不难辨识出各国学者为叙事学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一些有影响的成果。比如，法国学者托多罗夫、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布雷蒙等人对经典叙事学所作的贡献，他们所“创立的叙事学是整个结构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他们遵循索绪尔对‘语言’（la langue＝视为系统的语言）与‘言语’（la parole＝在语言系统基础上进行的个别的言说）的区分，把具体的故事看作由某种共同符号系统支持的具体叙事信息。”[1](P4)法国学者的努力，为当代叙事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后，荷兰学者米克·巴尔，美国学者普林斯、查特曼，以色列学者里蒙－凯南等人以他们的研究对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与完善作出了贡献。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外叙事学的中心自法国向美国转移，形成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出现了一批如詹姆斯·费伦、戴维·赫尔曼、彼特J.拉比诺维奇、希利斯·米勒、苏珊·S.兰瑟等叙事学家，他们的研究使美国学者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叙事学界举足轻重。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人们也仍可看到各国学者所作的各有特色的研究，并形成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分支。比如，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所提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荷兰学者米克·巴尔所进行的叙事学的文化分析研究，德国与奥地利学者如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安斯加·纽宁等所展开的文化与历史叙事学研究，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罗斯·钱伯斯所进行的精神心理叙事学，多瑞特·科恩所进行的历史图像叙事学研究等。至于在叙事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是经典叙事学之前的所谓“叙事学研究的‘古代’阶段”，各国学者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德国的形态学方法等对叙事学的影响也清晰可辨。 应该说，近20余年来，中国学者在叙事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对来自国外的这一理论，我们经历了翻译、介绍、吸取、消化、运用的过程，并且越来越意识到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分析上下工夫。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国外引入的各种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可以说很少有像叙事学这样，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并一直有学者热衷于它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同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的。与此同时，在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下，中国学者也逐渐注意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加以梳理和总结，并以叙事学理论作为参照相互融会贯通、求同辨异，以沟通中外叙事理论，促进叙事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方面的工作，杨义1997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可以作为其中的代表。杨义认为：“有必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地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研究其本质特征，并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进行切切实实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国与世界的对话。”[2](P1)赵炎秋也在1998年提出应重视对于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叙事理论。“西方叙事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的母体之中，移植到中国必然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西方叙事理论进入中国，必然要做一些调整和变化。这种调整和变化的依据，首要的自然是中国当代的叙事文学实际，但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叙事理论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3]这种沟通中西叙事理论、重视对中国自身叙事理论研究的思考与取向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这样的工作，不仅中国学者在做，国外也有学者在从事此类研究，尤其是那些未受到西方充分关注的东方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注意。比如，印度当代久负盛名的诗人与学者阿雅帕·帕尼克于2003年出版了《印度叙事学》一书，总结了印度叙事艺术所采用的各种方式，确认了印度叙事作品中所运用的10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并偶尔论述了它们对西方叙述者可能的影响。在该书的导论部分对印度的叙事理论与实践作了概述；在结论部分探讨了叙事文与叙事学之间的关系；附录部分则概述了亚洲的叙事传统。《印度叙事学》试图强调这样一种认识：在印度叙事作品的色彩斑斓、不断变化的一连串景象或事物中，故事讲述者构建起了十分清晰的叙事策略，而这是为印度以及国外的比较文学家所忽视的。可见，挖掘与总结自身的叙事传统，并与国外的叙事理论与实践相沟通，是各国叙事学者、尤其是东方学者所关注的。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在叙事学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者更好地为国际叙事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促进中国自身的叙事学研究和叙事作品分析？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领域中具有自己的特色，我想，也许“比较叙事学”可以作为构建广义的“中国叙事学”之一途，并促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